縱觀中國媒介發展歷程，改革不僅是一個極為常見的詞語，更是媒介業的一種常態。就21世紀頭十年來說，從17號文件倡導以資本和業務為紐帶進行結構調整，到21文件開啟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分類發展，再到《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出臺；從構建跨地區、跨媒介的媒介集團到推進三網融合；從公益性事業改革與建立現代產權和企業制度，到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與資本化的深入，改革涉及到媒介體制改革、產業結構變革、經營管理改革、媒介技術革新等各個領域和層次。若回溯改革開放30年以來，同樣如此。從37號文件的“四級辦”到82號文件的“四級變兩級”，從默許、允許進而鼓勵媒介進行廣告、自辦發行等商業活動到“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模式的確立，等等。若追溯到建國60年以來，更是如此。從國有化到商品化、市場化和資本化，從國有制唯一到國有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并存，從政治宣傳功能唯一到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顯現，從財政全額撥款到差額補貼和多種資金來源，等等。若再往前上溯到20世紀以來，又何嘗不是呢？無論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還是新中國的建立，無不伴隨著媒介的改革。而可預見的“十二五”及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改革也將是中國媒介的一種基本現象。為何如此？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迄今還是個變量，是因為分分合合的中國歷史演變軌跡，是因為思想文化斷裂的危機一直是中國近代、現代思想脈絡的一種困擾和問題，更是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不斷變遷。進一步講，媒介不僅具有意識形態屬性，而且是塑造人們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同時，意識形態變遷深刻地影響著媒介制度、體制，決定、推動或制約著傳媒改革。
當前，經濟、社會和技術迅猛變化對傳媒改革又提出了新的訴求，特別是信息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應用并輔之以不斷深化的全球化進程，帶給媒介業將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同時也會極大地促動著價值理念與社會的變化，傳媒改革與轉型也將更加快速和猛烈。由此，“改革”一詞仍是中共意識形態的一個關鍵詞，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因此，有必要梳理和分析中國政治意識形態與傳媒改革的互動關系，研究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變遷如何影響傳媒改革，挖掘期間的變與不變，審視促使和制約媒介發展的意識形態根由。
一、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與傳媒改革
（一）意識形態：內涵與關系
意識形態是社會科學領域一個非常復雜和多義的概念，迄今尚無一個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但這并不影響學界和業界運用這一概念及其相關理論分析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現象與推動社會變革和社會活動。本文傾向于意識形態是關于世界的一套信念[1]，體現為個人、組織和階層的思維方式特征。正如Karl Manneheim所認為的那樣，意識形態可以分為具體或特別的個人觀念與超越個人層面的階層、組織和社會等全面或整體觀念等層次[2]。同時，意識形態也是可以分領域的，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其主要功能包括對現存社會秩序予以解釋，即世界觀；塑造美好社會遠景和規劃政治變遷及其影響，關乎到政治信仰和理念體系、執政理念、社會各階層利益分配觀等[3]，集中在世界觀、價值觀、權力結構觀、利益觀和治理觀等。中國傳媒改革始終與政治變遷密切相關，與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變遷密不可分。不僅因為政治屬性是中國媒介本源性特征，喉舌論與意識形態宣傳功能始終是中國媒介主要論斷與首要職能，而且“黨管意識形態”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原則和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必須始終牢牢堅持，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4]。進一步講，研究與中國傳媒改革相關的意識形態變遷實質上是討論作為政治組織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變遷與傳媒改革的關系。
（二）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及其變遷：理論與實踐
組織的意識形態與階層、個人的有所不同，組織具有明確的目標指向性、技術操作性，其意識形態應是一整套系統化的用于建構和運行組織的行為理念。而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則將個人層面和超越個人層面的意識形態揉合在一起，因為個人思想源于其所在階級的社會母體，生于什么樣的階級可能就會有什么樣的思想。理想的組織意識形態既要讓個人忠于組織事業，還試圖促使其正確地行動，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一直在追求和實踐著這樣的雙重效果。進一步講，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包涵了理論（純）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與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ideology)兩部分[5]，純意識形態是核心理念，規定了是非正誤的道德倫理價值，是洞察意識形態內部關系的本質理性；而實踐意識形態則是行動的工具，規定行為及其預期直接效果的規則和規范，給予個人以具體行動的原則和方法。也就是說不僅要有正確的思維方式，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言論與行動，即立場。
中國共產黨理論意識形態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乎到世界觀和合法性問題，其普遍真理就是通常所言的“理論”；實踐意識形態則來自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關乎到具體性和國情，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思想”“觀念”等[6]。簡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中國革命、建設和發展的實踐=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正如Franz Schurmann所言，中共意識形態變遷可以概括為一種不變的普遍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變化著的個人（領袖）意識形態的不斷結合過程[7]。
自改革開放以來，旨在建設和發展的實踐取代了革命實踐，成為意識形態的核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此后歷次黨代會均明確運用并確立為偉大旗幟。實際上，毛澤東思想也可以納入這一概念中，因為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改革開放以來是同源的和一致的，只是實踐意識形態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雅諾什 科爾奈所言，社會主義體制有革命過渡體制、經典社會主義（經典體制）和改革社會主義（改革體制）三種不同的體制原型，中國在1949年建國之后進入了經典社會主義體制階段[8]，即中國經典社會主義確立和形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入了改革社會主義時期。由此，對中國傳媒改革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集中在中國社會主義變遷與傳媒改革的關系，具體到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與傳媒改革的關系。
（三）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與傳媒改革：中觀與微觀視角
傳媒改革是多層次的，既有經營管理等微觀層面和規制政策等中觀層面，又有體制和制度等宏觀層面。制度體制的變革往往取決于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等更為宏觀的制度和體制變遷，中國傳媒改革觸及到制度和體制層面有建國初期國有傳媒制度的確立、改革開放以來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傳媒體制的形成與嬗變，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這兩個中共意識形態變遷的關鍵點和轉折點。毛澤東思想建構了中國媒介的基本制度，是對建國前傳媒制度的變革；鄧小平理論開啟了傳媒的商品化、市場化和資本化，形成了“一元制度二元運作”體制模式，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完善和豐富了這一體制。這期間作為理論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是不變的，即鄧小平所言的“老祖宗不能丟”，傳媒國有制和基本職能也是基本不變的。而變的是基于革命、建設和發展時期的實踐意識形態，傳媒改革也集中在中觀和微觀層面的變化。因此，研究中共意識形態變遷與傳媒改革的深層次關系，就聚焦在探討在現行制度和體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嬗變與傳媒規制政策變遷的關系上。
二、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主義變遷與傳媒改革
改革開放前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確立和形成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是有利于獲取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和斗爭的勝利以及共和國的建立與鞏固，其核心是毛澤東思想，中共七大將其確立為指導思想和方針，并寫入了黨章，被譽為中國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由于處于革命和新制度確立和建設時期，意識形態對新制度的發展、穩定和最終固化起著重要作用，并為現實中出現的東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因此，意識形態的泛化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典型特征，“所有‘層面’都涂滿了意識形態的涂料”[9]。傳媒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體制和政策變遷皆以毛澤東思想為圭臬，應該說這是首次中國傳媒改革，即建構與中國社會主義相稱的傳媒體制和政策體系，是對建國前傳媒體制等的重構與革新。
（一）矛盾論與權力結構觀
矛盾論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國經典社會主義的基本世界觀和方法論，集中體現在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及《論十大關系》和《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文章中。矛盾論直接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和階級斗爭學說，也與《易經》所言的陰陽對立等中國傳統觀念密切相關，認為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社會和思想領域中的任何事物都存在著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排斥和否定的對立面，在這種矛盾性統一和斗爭中不斷發展。由此，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道路始終是階級斗爭或沖突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世界上總是存在著進步力量和反動力量之間的明顯和潛在的對立和統一，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初期，國內社會存在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的斗爭，國際上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這些斗爭是一種常態，沒有斗爭就無法推動社會的發展，甚至做不成任何事情。
建國后矛盾論推及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大躍進和文革時期演化到極端的程度，淪落為非此即彼的簡單二元論，改革開放后糾正了這種錯誤的導向，不過矛盾論的影響是深遠的。在政治上表現為民主集中制，存在著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中央與地方等的對立統一；在經濟上表現為對立統一的結構觀，存在著長期目標或利益和短期目標或利益的矛盾、農業與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央與地方、國有與合作和私營以及大中小規模等行業和產業間的矛盾，還存在生產、增長和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密集型與勞動力密集型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上表現為社會階層間的矛盾觀，存在官僚與大眾、官僚與干部（黨）、領導與被領導，還存在專與紅、私人與集體、物質與意識形態、個人回報與集體回報、待遇與分配之間的矛盾。第一個五年計劃后，第一代領導集團認為建國后的頭五年的失誤就在于厚此薄彼，突出矛盾的一端，忽視了另一端的發展。由此從第二五年計劃開始強調同步發展，迅速推進和提高被忽視的另一端，但由于方式上的極端化、步伐上的理想化和方法上的簡單化，釀成了烏托邦式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權力結構觀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國經典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首先，強調權力的重要性。權力不僅是實現其他重要目標和執行任務的工具，而且是最終的善和內在價值，也就是權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即“權力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奪取權力只是一個開始”，“關鍵是保持權力、鞏固權力”[10]。其次，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黨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即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代表人民（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人民內部實行人民民主，對境內外敵對勢力和犯罪分子實行專政，而專政是指“不受限制的、憑藉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11]。最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了解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并領導整個社會，社會權力結構具有家長制和自洽性特征，正如雅諾什 科爾奈所分析得那樣經典社會主義官方意識形態具有權力的自我合法性和“父愛主義”特征[12]。由此，執政黨和政府是全能的，主導、主宰和管辦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一切事務也就順理成章了。
（二）國有制與黨管媒體
矛盾論和權力結構觀在傳媒領域集中體現為國有制和黨管媒介。既然中國社會主義是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對立的，是對一切社會主義敵對勢力的專政，而集體主義和結果平等又是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等的核心理念[13]，國有制和中央計劃經濟模式也就自然是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對立面，成為社會主義專政的有效模式。由此，國有化運動推及到整個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傳媒國有制也因此確立。傳媒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上就是產權國有，組織及其人員的模式和觀念乃至行為的國有化、集體化，而且將任何與資本主義和私有制有關的組織模式、觀念等都納入到了被改造或敵對的范疇，傳媒機構也因此成為全額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
具有父愛主義特征的權力結構視傳媒為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而人民的利益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因此，黨管媒體是天經地義和合理合法的，媒介機構屬于意識形態宣傳部門和行政機構，是黨的輿論陣地和思想戰線。這個時期的傳媒政策集中在中共的新聞政策、宣傳政策和文藝政策，黨性原則也成為媒體的基本思想意識、政治要求、組織原則和行為準則。同時，權力集中與官僚/干部管理成為媒體的基本組織結構模式與協調機制，傳媒機構及其人員也是按照行政級別來劃分，與中共的組織結構模式具有同構性。
在共和國的頭30年里，中國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泛化、運動化、斗爭化與國有化等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確立和鞏固，中國傳媒國有體制、官僚化的組織結構和行政化的行業格局隨之形成。不過，這種以政治意識形態統合社會的各個領域，形成的“總體化社會”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一體化”[14]社會和全能型政府與權力高度集中的組織結構模式，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國時的富庶、平等和發展等美好承諾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也沒有很好地扭轉經濟發展滯后和社會文化生活相對空乏的局面，新的改革也就勢在必行。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變遷與傳媒改革
如果說共和國頭30年是用政治手段和計劃經濟模式統合和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問題的話，所謂“政治掛帥”；那么第二個30年是經濟或市場掛帥，經濟或市場也曾一統天下，甚至經濟指標一度成為社會的唯一評判標準，好在共和國60年誕辰的前后開始審視和扭轉這一態勢。總的來說，在第二個30年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從矛盾論和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為中心轉變，這期間作為理論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是不變的，而實踐意識形態隨著三代領導集團更替而有所變遷，由此形成了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體到傳媒改革來說，國有制和黨管媒介是基本不變的，媒介的屬性、行業結構、運營模式和機制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商業化、市場化和資本化到強調公平、協調和全面發展。
（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與傳媒改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這是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最大的不同點，也是中國改革社會主義與經典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之處。
1.“經濟中心論”及其變化
十年浩劫使得當時的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民生凋敝，百業待興，如何迅速扭轉這種局面成為新一代領導集團面臨的首要問題，由此，鄧小平提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而且“政治工作要落實到經濟上面，政治的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15]，中共十三大正式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這也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中國社會主義的內涵也為之一變，即，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非階級斗爭來消除兩極分化，以達到共同富裕的終極目標。可以說“經濟中心論”成為鄧小平時代中共意識形態的核心，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推行市場取向的改革開放政策，對于“主義”不做討論，一門心思“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16]，這也是中共十二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
江澤民時代延續了和鞏固了這一觀念，首先表現在確立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和旗幟作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思想路線，認為“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17]，其次體現在將代表先進生產力置于“三個代表”的首要地位。
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礎上強調協調與和諧，即經濟、社會和人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并認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由此，中國社會主義的內涵又有所拓展和變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2.傳媒的市場化、集團化和資本化
基于此，中國媒介開始了一系列市場取向的改革，先后經歷了市場化、集團化、資本化和全面發展四個階段。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標志性政策的出臺：（1）1983年的37文件等鼓勵傳媒機構實行企業化經營；（2）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將媒介行業正式列入第三產業；（3）2001年的17號文件等提出了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及以資本和業務為紐帶組建媒介集團的傳媒改革；（4）2003年的21號文件強調事業和產業分類協調和全面發展，2009年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將傳媒產業等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和國民經濟重要支柱性產業。可以看出鼓勵、促進和提高傳媒機構和行業在經濟方面的發展與壯大始終是改革開放以來傳媒改革的主線和核心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媒改革，特別是在經濟上，開始步入了自覺時代，其核心是提升經濟收益和實力，集中在經營管理機制上的變革。日益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開始游說和推動傳媒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動和加速了意識形態的變遷，曾是敵對的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等觀念開始融入到實踐意識形態之中，成為合理而有益的內核。
（二）權力結構觀變遷與傳媒改革
1.權力結構觀的變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價值觀念、社會階層等日趨多元化和復雜化，“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相對穩定的格局已被打破，階層分化與利益沖突在加大和加劇，加之國內外形勢迅速變化。由此，中共的權力結構觀開始由“父愛主義”和全能觀向著分權和制衡的方向演進。
首先是中央與地方、政事企間權力范圍的劃分。這種旨在劃分權責范圍的理念可以上溯到中共八大，當時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就提出“凡屬全國性質的問題和需要在全國范圍內作統一決定的問題，應當由中央組織處理”，“凡屬地方性質的問題和需要由地方決定的問題，應當由地方組織處理”[18]，同時也曾提出政企分開的主張。此后從中共十四大以來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不斷深化了政事、政企、事企、管辦分開的理念。其次是建設和完善權力制衡的機制。鄧小平曾強調，將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作為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則，提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19]江澤民提出要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建立完善的監督制約機制。中共十七大再一次強調要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十八大報告也明確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2.媒介行業格局和組織結構調整
權力觀的變化對傳媒改革影響至深至遠。首先表現在媒介行業格局的調整，37號文件提出的“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事業建設體制實質上就是中央與地方權力范圍劃分的一種體現，此后的82號文件提出的“四級變兩級”同樣是一種權力范圍的劃分，只是聚焦在省市縣地方層級之間的權力范圍重組上。其次體現在行業組織結構的變化，集中在一系列旨在推動政企、政事、事企和管辦分開的文件。比如，17號文件提出的組織結構調整，意在突破區域、行業間權力范圍，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組建以資本和業務為紐帶的多媒體兼營和跨地區經營的媒介集團；21號文件將媒介業按屬性的不同分為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兩類，即事企分開；2006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推進文化領域所有制結構調整，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以多種形式進入政策許可的文化產業領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
（三）發展觀及其變化與傳媒改革
發展觀關乎到塑造美好社會遠景、利益觀等意識形態內容，就是通過推動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而非階級斗爭來分配利益和構建美好社會，這也是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意識形態有別于毛澤東時代又一關鍵點，先后經歷了從局部突破到全面發展的變遷歷程。
1.發展觀的變化
鄧小平時代的發展觀主要內容包括提出發展的重要性、緊迫性和階段性與側重性。首先是重要性和緊迫性。鄧小平認為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而且是刻不容緩的、一天也不能耽誤和專心致志的，集中體現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上。其次是階段性和側重性。從發展歷程上看，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從發展的突破點來看，先重點發展經濟，然后是社會、文化等。先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江澤民時代再次強調發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路線。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并且開始強調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如果說第二、三代領導集體重在強調發展的速度和謀求在經濟上重點突破的話，那么第四代領導集體則開始強調發展的質量和向度，突出公平和正義的重要性。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闡述了這一重要思想，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必須把科學發展觀貫徹到我國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體現到黨的建設各方面”，“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為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以人為本”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全面協調可持續”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由此，開啟了新的美好社會遠景，賦予了中國社會主義以時代內涵。
2.由大到強的媒介發展觀
縱觀中國傳媒改革的歷程，在發展歷程上遵循上文所言的發展觀，而且因其意識形態屬性和相對幼稚性，又成為相對第一、二產業以及其他文化行業而言后發領域。先后經歷了在事業單位屬性下的增量和優化以及在分類理念下的全向度發展。首先，從37號文件到199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于加強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業管理的通知》和1999年的82號文件，重在數量上、規模上的增長，也就是謀求發展的速度和經濟收入的增長，而82號文件等旨在解決快速增長導致的散、亂、弱以提高質量等問題。其次，21號文件和“十一五”規劃等重在解決媒介公共服務缺失問題和促使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處于全向度發展，而《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關于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和《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等政策則突出了在傳媒產業做強的觀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科學發展觀的一種體現。
在第二個30年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完善，傳媒改革在經濟層面和經營管理上有許多突破，而隨著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國內外宏觀環境以及技術變革與應用，實踐意識形態的變遷日趨深化，由此政治體制變遷萌動，傳媒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也將迎來更深更強更大的改革。
結論
綜上所述，是就中國社會主義這一政治意識形態和傳媒改革互動關系之變的一面而言的，聚焦在前者對后者的影響上。實際上，這期間又有不變的一面：在經濟上公有制為主體，公有資產和資本、國有經濟在社會總資本和經濟發展中處于優勢地位；在政治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此外，權力的重要性、獨霸性和滲透性變化甚微。由此，媒介國有制仍居于主導地位，喉舌的性質不能變，黨管媒體不能變以及正確的輿論導向不能變。
共和國的第三個30年的業已開啟，可以預見，政治意識形態與傳媒改革的互動將繼續深化，不僅是前者決定和影響后者，更為重要的是傳媒改革能在政治改革中發揮主動積極的功效和影響及促進的作用，特別是社交媒體等新媒體的發展正在影響著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希冀著這種互動是一種良性的趨勢，即政治意識形態的變遷與獨立、民主和綜合實力強大的傳媒改革之路相映成輝，避免走向媒體成為依附權貴和資本的另一種強權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