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改革仍處于攻堅階段，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的步伐，以改革的邏輯總結其中的經驗，明確改革的方向和任務。
一、三十多年來改革回顧
改革30余年來，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前期單邊突進的改革遺留的問題越來越成為拖累經濟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改革的基本經驗主要是依靠改革開放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斷擴大而取得的。
(一)改革使中國的面貌發生了變化
回顧過去的30余年，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截至2011年，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401202億元人民幣，比改革初始的3645億元增長了110多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增長了185倍；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減少到2150萬人；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364206億美元，是世界第二經濟體；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為世界第一位；外商直接投資居第二位。與此同時，我國在文化建設、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取得顯著成就，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大幅提高，2011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3919億元，比改革之初增長102倍，消費結構逐步升級。谷物、肉類、棉花等主要農產品，鋼、煤等主要工業品產量均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代表國家總體發展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DevelopmentIndex，HDI)有了明顯的提高。改革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比直觀的經濟發展成果更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系列符合國情、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和運行格局日趨完善：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二是現代市場體系初步建立，要素市場進一步發育。三是政府職能轉變加快，以間接調控為主的經濟調節體系逐步完善。四是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逐步深入。五是開放型經濟進入新階段，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六是其他各項改革有序推進。這些制度層面的改革成果更加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使中國實現了三個偉大轉變，一是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是從封閉半封閉走向全面開放，三是從貧窮落后轉向富裕小康的社會主義。
(二)存在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單邊突進的改革遺留的問題越來越成為拖累經濟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而且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隨著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轉變，我國需求結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新的需求和舊的體制的矛盾也日益凸顯，新老問題同時并存，影響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我們喊了許多年的壟斷行業改革，過去幾年也有一定的進展，但一些行業在應對危機中出現明顯的“國進民退”趨勢，民營經濟發展受到更大的沖擊。以資源環境為例，高能耗經濟和高碳經濟賴以生存的最根本的體制基礎，就是資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價格扭曲。在我們價格改革滯后的同時，現行資源稅負過低，而且征稅范圍過小，也是低成本投資擴張的重要原因。
二是社會公共需求轉型與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矛盾。我國已開始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但相應的社會體制改革還不適應這個時代變化的趨勢。公共產品短缺成為阻礙擴大內需、制約發展方式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1990-2008年的18年間，城市和農村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分別為21%和15%，比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分別高7個和4個百分點。公共產品短缺使我國消費率不斷下降，消費率水平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傳統“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2007年，巴西、印度和俄羅斯消費率分別達到75.7%、64.9%和67.0%，而我國最終消費率為49.0%，2008年進一步下降到48.6%；居民消費率更是偏低，2007年僅為35.6%，2008年又降為35.3%。
三是政府作用的發揮與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滯后的矛盾。無論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還是適應社會需求變化的社會體制改革，最終都取決于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的進程。應當說，近幾年政府改革有明顯進展，但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例如，近年來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從總體上來看，政府仍然是經濟建設型的運作模式，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務上還沒有嚴格的職責劃分，財政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比重還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張上。
四是依法治國的理念尚未能完全落實。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雖然早已確立，但是一方面行政部門職能缺位、錯位、越位并存，行政審批門檻多、公共服務不到位、權力行使不規范等問題嚴重阻滯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憲法》明確的法院、檢察院獨立司法沒有被嚴格恪守，律師權利不被尊重，各類司法判決屢造社會各界質疑，最高法、最高檢兩會報告多年來反對票保持高位，彰顯法治狀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脫節。市場經濟當中利益主體各不相同，市場經濟的運行實際也是各個市場主體之間利益交換、協調的過程，是不斷產生矛盾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司法承載著保障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決，維護不同市場主體利益交換、協調通暢運行的重要功能。法治的潰敗不僅導致社會的不穩定更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成為泡影。
除此之外，從這幾年的改革實踐看，由于對改革的整體設計不足，已經使當前改革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門都強調改革創新，各種各樣的改革嘗試似乎從未停止過；另一方面，人們似乎對改革還有諸多不滿意。一些部門打著改革、創新旗號擴張權力，既得利益膨脹，已經不是個別現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這種改革變形、改革碎片化現象，損害了改革的權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
(三)基本經驗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歷經30余年的風雨歷程，期間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開放、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斷擴大而取得的。正如胡錦濤總書記2012年7月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所說：“全黨同志必須牢記，我國過去3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我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一定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更加自覺、更加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不斷在制度建設和創新方面邁出新步伐，奮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而現在我們的經濟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又與市場不能充分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密切相關。唯有以改革掃清前進中的問題才是正確的選擇，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我們通過長期艱難探索得出的推動中國改革進步的基本經驗，中國的未來發展也必須要遵循以市場化為方向的改革路徑。
二、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市場化改革方向是經過長期艱難探索的正確選擇，我們應力排對市場化改革的干擾，而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關鍵在于轉變政府職能。
(一)市場化改革的改革方向是經過長期艱難探索的正確選擇
計劃與市場的爭論長達一百年，長期以來，認為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是資本主義。后來覺得不搞點市場也是不行的，所以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想說明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必須堅持“為主”，把市場作為調節手段，起輔助作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有人仍強調有計劃是重點。一直到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強調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根據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強調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變化，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改革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選擇。
(二)排除對市場化改革的干擾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各種對市場化改革的干擾層出不窮，即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計劃經濟思維仍然在無孔不入地干擾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在既得利益格局的驅動下，計劃思維以各種面貌出現以謀求行政權力尋租的固化和擴大化。因此，在改革過程中的任何妄自菲薄和過度自信都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使市場化改革誤入歧途。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排除對市場化改革的干擾，必須要正本清源，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和內涵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口號所迷惑。
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具體說，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下實行市場經濟，也就是說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因此，市場經濟的規律，如價值規律等必須遵循，不能因為中國特色就不遵循這些規律。
堅持遵循價值規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的市場經濟顯然與強調政府主導、限制市場作用的“中國模式”有本質區別。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擴大內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國內外的好評，在全球率先使經濟走出了困境，2009年實現了9.2%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這種背景下，有人就認為，應該充分肯定“中國模式”，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取得巨大成就來佐證“中國模式”的偉大，中國所以出現奇跡，就是因為形成了“中國模式”，并且把“中國模式”界定為：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
所謂模式是定型的東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導、受控市場作為“中國模式”，就會轉移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會影響深化改革。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紛紛出手對金融危機進行干預，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應對嚴重經濟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否定。我國仍處于穿透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階段，消除走向市場經濟體制障礙仍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緊急或危機狀態下必須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動市場力量應該成為考慮的重點，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場的行為應避免過度，同時要考慮經濟運行恢復常態時的“淡出”安排。因此，不能把應對危機的政府行政主導的政策措施，用“中國模式”加以固定下來。政府政策的重點在于撬動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強調“中國模式”，容易理解為中國改革已經到位了，定型了，不要再深化改革了。既然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我們就必須排除類似“中國模式”的干擾，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動搖。
排除對市場化改革的干擾，還需要正確理解宏觀調控，避免宏觀調控成為行政權力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借口。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基礎作用”，這是十四大的表述。后來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表述有所改動了，改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十六屆三中全會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小組經過認真討論研究并經中央同意，不再提“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只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正確表述。應該說這個表述是科學的，與時俱進的。但在實踐中還是強調國家宏觀調控下，過多地強調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和部門中過分強調自己的宏觀調控職能，很大程度上是計劃經濟時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必須明確，政府宏觀調控不是資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資源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三)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關鍵在于轉變政府職能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根本在于要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就必須嚴格約束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中國社會的經濟運行模式雖然已經進行了很大程度的變革，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遺留下來的與計劃經濟相配套的行政運行模式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變，強大的行政力量不受約束地介入到市場當中，極易扭曲以意思自治和平等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環境，不僅導致權力尋租、腐敗滋長，更使經濟轉型升級被行政主導而與市場需求脫節，導致創新能力低下、重復建設嚴重，最終導致轉型升級長期拖沓不前。與此同時，市場又有失靈的時候，它需要政府能夠提供有效又不過度的監管和必要的公共服務，失去這些保障，就難以使居民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市場經濟就難以健康有序發展。因此，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是當前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
三、加快政府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
政府改革是關鍵，我們應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建設服務型政府。
(一)政府改革是關鍵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政府職能發生重大變化，但由于政府和市場關系沒有完全厘清，導致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現象依然存在。從政府公共支出結構看，經濟建設仍占有主導性地位，成為制約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因素；從經濟運行狀況看，行政性壟斷廣泛存在，既導致不公平競爭，也抑制市場活力，增加了社會公共服務成本；從體制方面看，政府在許多領域依然承擔著決策者、生產者、監控者等多種角色，集裁判員與運動員于一身，制約了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轉型的進程；從改革的實踐來看，現在改革正處于全面深化的階段，要解決諸如金融體制改革、財稅管理體制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國有壟斷行業改革等難題，都離不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既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又連接政治體制改革，處于中心環節。可以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從資源配置來看，生產要素市場還很不完善，市場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突出問題是，土地、能源、資本等要素市場發育滯后，價格形成機制過多的受到行政干預。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在當前的政績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和招商引資的手段，往往是一屆政府就把幾十年的土地都批出去了，結果就是鼓勵企業擴張規模，使得我國這么一個土地資源稀缺的大國，還有大量的土地利用效率很低，浪費嚴重。此外，水、煤、電、油等能源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在我國目前的礦產資源開采體制下，獲取開采權的成本很低，也使得價格和成本嚴重脫離，這種扭曲的價格機制不能反映我國資源稀缺情況，造成了使用中的大量浪費。
其次從市場中的主體看，政府過多地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的企業投資自主權還沒有真正落實，其主要問題是：政府投資決策的機制不規范，政府投資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決策者不對決策后果負責。在當前的考核體制下，造成了政府追求政績，政府官員忙于招商引資上項目的現象，并且由于官員任期較短，投資往往集中在短期見效的項目上，甚至不惜引入對當地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項目。而真正需要政府關注的教育、醫療、農業等領域，卻投入不足。這使得我國投資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資結構扭曲，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最后從財稅體制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現行的分稅制，出于對本地財政收入、就業的考慮，地方政府會容忍甚至鼓勵一些高污染的項目。比如，我國鋼鐵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但要淘汰落后生產能力難度和阻力很大，因為要觸動地方利益，影響地方政府的政績、稅收和就業。再比如，我國的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有償使用。國家通過收取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體現其礦產資源所有者權益，但是計稅方式不合理。拿煤炭資源為例，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是以煤炭產量和煤炭銷售收入為基數計征的。由于煤炭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未與礦井動用的資源儲量掛鉤，不利于激勵生產企業珍惜和節約資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征收的資源稅和補償費標準過低，相對于資源的價格幾乎微不足道。此外，相當一部分煤炭生產企業占有的資源儲量，是在礦業權制度確立之前無償獲得的。按照礦業權管理的有關規定，只要不發生礦業權轉讓，就無需補交礦業權價款。這些因素使得礦產開采企業實際上對資源無償或近乎無償的占用，結果就是造成了開采中浪費嚴重，而且容易產生暴發戶和腐敗現象。
(二)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政府轉型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將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轉型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政府轉型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的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需的。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轉軌國家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遠不像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基本“定型”，而是一個市場關系逐步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但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必須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地位，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這個歷史背景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權錢交易”和公共領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是市場邊界不清的結果，不能作為指責市場經濟或市場機制的依據。問題的癥結在于，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究竟是強化政府職能轉變、讓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更充分地發揮基礎作用，還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力，這是根本方向問題。這個問題搞不清或方向反了，直接后果是政府職能混亂，最終不僅無法完善市場經濟新體制，而且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和穩定形成重大障礙。
(三)如何建設服務型與法治型政府
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就是要把過去管制型的政府轉變為服務型的政府，把過去無限的政府轉變為有限的政府和法治型的政府。
1.必須創新三個理念
第一個理念是，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企業和老百姓是創造財富的主體。過去這兩個主體有點錯位。筆者一直在關注浙江現象，也做了一些調查研究。浙江是一個人多地少、國家投入少、資源少的省份。那么現在為什么人均富裕程度在全國居首位？為什么社會很穩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讓老百姓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這樣才有內在的動力，才有活力。如果大家都靠國家，都讓國家來創造財富，然后由國家再來分配給大家，這樣的體制是缺乏活力的。
第二個理念叫“非禁即可”的理念，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干的，這個理念非常重要。過去的理念是什么呢？凡是企業要做什么事情，老百姓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經過政府審批才能干，不批準你就不能干。這種理念缺乏創新空間，例如你要搞技術創新，但如果審批的人不懂技術，那就不是鼓勵創新而是抑制創新。
第三個理念是依法行政，就是政府只能做法律規定的事情，法律不規定的事情政府就不能做。這樣，政府的行為受到法律的約束，建設有限政府就有可能，法律不規定的政府不能干，就是政府活動限制在法律范圍內，政府不能有隨意性。這樣，一會兒叫老百姓種樹，一會兒叫種草，一會兒拔掉又種糧的情況就不可能發生。
2.加快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從改革的歷程看，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決策與政府轉型。要推進投資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消除政府擴張投資的沖動，增強其提供公共服務功能。在當前的干部考核體制和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行為更趨向于追逐任期內的政績特別是經濟增長指標，很少考慮下一屆政府的事情，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投資率過高問題。根本的辦法要靠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推進政府從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轉變。把政府職能轉到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的道路上來，創造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環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后的落腳點還是在企業。原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提出，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頭號工程”，要把自主創新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推動力。企業是自主創新的最佳主角，政府要當好自主創新的“導演”，盡心盡力地解決“主角”演出所需的“燈光”、“舞美”等條件。以技術創新為重點的發展模式轉變，新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新產品，特別是以戰略性產品的研發，這需要有序的市場、對技術產權的有效保護、獲得可行承諾的經濟政策、更加透明開放的產業政策與信息等，這都是政府應提供的公共產品，如果政府不確立公共政府的職能，企業就缺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約束條件。
3.加快以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們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也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我國已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到公共產品短缺時代。未來幾年社會體制改革要著眼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為重點，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消費能力，要努力擴大就業，鼓勵全民創業。要注重通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開啟農村市場，依靠結構性改革，通過政策創新、體制改革、制度安排和機制建設，穩步推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保證城鄉一體化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推進城鄉一體化要以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為重心，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要在確保農民土地權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加快健全農村集體建設土地流轉市場。同時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基礎，盡快形成較為完善、城鄉統一的國民教育服務制度、城鄉統一的醫療衛生服務制度、城鄉統一的養老保障制度、城鄉統一的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鄉統一的社會救助制度、城鄉統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城鄉統一的公共交通服務制度、城鄉統一的文化體育制度等。
(四)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建設服務型政府，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當務之急。我國已經基本走過生存型社會的發展階段，開始向發展型社會階段跨越。站在中國改革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人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發展問題的階段性變化。與改革之初相比，生存性問題的壓力在減弱，發展性問題的壓力在增強。前30年的改革已經比較成功地解決了基本生活資料短缺的問題，但是全社會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公共需求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成為新階段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主要短板。因此，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已成為促進新階段政府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
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公共服務體制的建設主體是政府。在公共服務體制中，政府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這與其公共職能的定位高度相關。各級政府如果不能充分體現民意，順利進行職能轉變，則公共服務體制很難建立和完善，為公眾服務的積極性很可能為機構的私利所左右。建設服務型政府，不僅包括政府自身機構和職能的演變，而且還涉及或包括政府的行政運行機制、政府功能與市場功能的界定、政府行為的規范乃至行政權力來源與約束等更為豐富、廣泛的領域。政府轉型客觀上要求相關領域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體制改革的協調配套推進。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制度。我國正式提出建立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目標是在1998年年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但從財政改革與政府改革以及市場化改革的關系來看，實際進程的展開應該可以追溯到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初，甚至更早。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規范、公正、透明等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得到廣泛認同，以人為本、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理念已逐漸融入政府財政關系建設之中。然而，從當前社會普遍反映突出的問題看，特別是從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方面看，如何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仍然是十分重要和緊迫的任務。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首先應進一步調整公共支出結構，加大公共服務支出比重，壓縮經營性投資，更多地增加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住房補貼等社會公共支出，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緩解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并使社會不同階層或群體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其次，完善和規范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重，減少專項撥款比重。第三，完善稅制，促進社會公平。如完善個人所得稅、資源稅以及探索建立贈予稅、財產稅、遺產稅以及社會保障稅等稅種。第四，加大財政運行的透明度和社會參與度，使財政運行置于廣泛的社會監督之下，有效發揮公共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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