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系緊張是現階段中國一個突出的社會矛盾，其直接根源是當下醫療體制的欠缺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但也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以來的醫學文化與醫學話語的變遷有深刻關聯。當代意義上的醫療活動主要體現為一種技術化的、醫生對疾病的單向治療過程，而非人文化的、醫生與病人的雙向溝通過程，“疾病”取代“人”成為了治療活動的中心。這就容易使醫生的診斷焦點與治療重心并不以病人自身的患病體驗為中心，從而造成醫患之間的話語隔膜和溝通障礙，在諸多現實因素的作用下誘發或加劇醫患矛盾。重新審視現有醫學觀的不足，彰顯醫學活動的人文特性，充分尊重病人在求診與接受治療中的主體地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醫患關系的非對稱化：醫學科學化與專業化的負效應

現代醫學的發達主要體現在科學化與專業化上。現代醫學的教育、培訓和執業體系，基本上是圍繞如何“科學地”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而建立的。這種醫學觀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把人看作是相對獨立的生物體，從生理學的角度尋找病理機制并據此建立治療方案，形成了所謂的“生物醫學”觀，并建立起一整套專業化的現代醫療制度體系。這種醫學模式的出現，強有力地塑造了醫學是一門科學的職業認同，也極大地促進了人類對疾病病理的認知，對于治愈疾病和提高人類的整體健康水平起到了無可否認的作用。但這種醫學觀以及與之相匹配的教育和執業模式，也潛在地造成了一些負面效應，對專業醫學工作者與普通求診者之間的疏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在對疾病的認知模式上，生物醫學傾向于以“病”為中心而不是以“人”為中心。在醫學發展進程中，為了追求自身的科學地位，醫學知識就必須成為自然科學般的確定性知識。這就使得現代醫學對疾病病理的解釋首先要有一個能夠進行科學驗證的客觀實體：作為純粹生理學意義的軀體。于是，醫學現象的生理化解釋水平也就決定了醫學的發展水平和治療水平。從19世紀的器官和組織，到20世紀的細胞和分子，現代醫學對自身生理機制的探索日漸細微，獲得的病理知識也愈發精致，并將這種精細化作為對疾病本質的日益趨近。在這種把宏觀的人向微觀的細胞和分子分解和還原的過程中，傳統意義上的“人”的特征逐漸隱退，身體成為一個細菌、病原體、免疫細胞等生理名詞所指稱對象的“斗爭場所”。如此，患者眼中的“病”與醫生眼中的“病”逐漸產生了本質的區別：患者陳述的只是表面現象，而醫生透過現代化的儀器探測后得出的結果以及對這種結果的生理學解釋，才是最終的“真相”。雖然患者求診，最初是因為自己感覺某方面的不舒服，但這種“不舒服”是否稱得上是“病”、是否需要治療、需要怎樣的治療、治療多長時間，原則上都不再是患者自身所能夠判斷和決定的，而必須通過醫生結合專業的儀器進行判斷。病人如今已經很難在專業層面與醫生進行話語溝通，而只能作為被動的傾聽者與接受者，其在治療活動的地位被邊緣化了。

也正因為如此，病人對醫院和醫生也就有了多重的期待。對于醫學專業“一無所知”的患者，最多只是一個醫療活動的參與者和醫療方案的執行者，一旦治療效果不理想，應承擔主要責任的自然就是醫院以及具體負責治療的醫生。現代醫院制度對疾病解釋權的壟斷，也就意味著患者將全部的信任寄托于醫院與醫生；患者對疾病解釋權的喪失，也伴隨著對自身責任最大程度的豁免。如此一來，在責任承擔關系上又出現一種新的醫患不對稱性。隨著社會生活水平的提升，社會成員對自身健康水平的要求也不斷攀升，他們對醫療活動的治療水平和服務質量的要求更是不斷提高，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大眾對于醫院和醫生的主觀期待，并很容易因一些具體利益或細節問題上的糾紛，演變為各種形式的醫患矛盾甚至是惡性沖突。

重視醫療活動的人文特性：緩解醫患矛盾的重要方式

現實中的醫患沖突，既有對醫德的聲討，又有對醫術的檢視，這實際上凸顯了醫療活動的雙重維度：它不僅僅是生物醫學模式下的一種生理技術，也是一個涉及社會倫理道德、深受社會氛圍影響的社會活動，同時具有科學與人文的雙重面向。

現實中的患者對疾病的理解、對癥狀的陳述、對治療的需求，除了醫生眼中的“生理疾病”因素外，往往夾雜著個人和家庭的心理訴求和利益考量。單純從醫生的角度看，醫院可能只是一個生理疾病的治療場所，而在病人看來，醫院卻是一個綜合性的、全方位的展示舞臺；醫生可能認為自己要解決的只是患者的“病”，而患者作為一個“生病的人”，除了程序性的治療外，還會衍生出其他要求，如醫生的言語關懷、護士的導引態度、接診時間的長短、收費的高低等等。這都構成了他們評價醫生和醫院治療服務的重要維度。而這些“外圍問題”往往是患者投訴的核心問題，也容易使醫生、護士和其他醫院工作者成為其遷怒的對象。患者的普遍不滿，醫學工作者的滿腹委屈，成為醫患關系惡化的一大誘因。

因此，要想破除醫患關系緊張的難題，除了諸多專家學者提出的加強制度建設的建議外，還需要醫學文化自身的重新建設和對醫學本質的深入反思，以及大力提倡人文醫學的實踐氛圍。醫學并不能被完全定義為一門科學，至少現實醫院中的醫療活動不應當被完全界定為一種科學化的工作；醫生的業務能力，不能簡單地操作化為診斷能力、手術能力等狹義醫學指標，還應當包括語言溝通能力、情緒管理能力等柔性內容。醫務工作者的態度、醫院自身的管理、醫療機會是否平等，等等，都是醫學從業者和管理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它們與技術性問題一樣，都是現實社會中的醫療活動的中心事項。從醫學教育，到醫生執業資格考試，到具體醫療活動的執行與管理，都必須考慮醫學的雙重屬性。只有這樣，才能還原醫學在社會中的本來面目：給予人類更健康的生存狀態，不論以科學、還是人文的名義。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社會心理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