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強國介于大國與小國之間，在國際體系中常常扮演著重要的平衡角色，甚至在某些領域擁有大國所不具備的優勢。它們可供支配的外交資源較豐富，實現國家利益和履行國際責任的能力較強，能夠對地區及國際進程產生一定影響。它們積極參與國際及地區事務并發揮建設性作用，往往是地區一體化組織的活躍角色或中堅力量。［1］
冷戰結束后，國際安全的地區化趨勢使得中等國家活動空間擴大，對它們的外交政策及行為進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認識地區及國際體系的演進。［2］
作為發展最快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之一，韓國由最初的弱小國家逐漸上升為東亞地區核心國家之一。上世紀80年代末，韓國已在一些重要方面達到中等強國標準。以1991年加入聯合國為契機，韓國采取世界化、多邊化、多元化和地區合作的政策，積極推進聯合國外交、經濟外交和環境外交，進一步擴大了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它當選為1996～1997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1996年成為OECD第二個亞洲成員。進入21世紀，韓國謀求成為國際社會中堅國家的態勢進一步增強，其軟硬實力都在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國家競爭力及其繳納的聯合國會費都處在前列。近幾年來，韓國在20國集團中試圖充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溝通與仲裁者，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發揮了一定的協調作用。
盡管韓國定位于國際社會負責任一員，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以促進自身的“全球化”，但它在這一層面上的影響力仍然有限。韓國一直試圖超越以東北亞為中心的區域外交，向更廣闊的亞洲地區拓展，從而發揮與其實力相稱的影響力。其中，東南亞已成為韓國亞洲外交的橋頭堡，通過與該區域國家及其地區組織的多層面合作，韓國得到了增進國家利益及國際威望的重要平臺。
一、韓國東南亞外交的自主性趨于增強
韓國的東南亞外交最初是追求特定的政治利益，即獲得國際社會的合法性承認。但在具備中等強國實力后，這一目標已經向謀求較高的國際威望轉變，例如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地區主導國家。另外，促進朝鮮半島問題的有利解決也始終是韓國東南亞外交的動因之一。下面就從韓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雙邊關系以及與東盟的整體關系這個角度，對韓國的東南亞外交如何發展到戰略層面作一概括分析。
(一)雙邊關系層面的政策目標不斷拓展
早期韓國的東南亞外交明顯受到冷戰格局的制約，在親美外交主導下，獲得足夠的外交承認是這個弱小國家的首要目標。最初，與韓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多是一些親西方的東南亞國家：1949年，菲律賓成為第一個與韓國建交的亞洲國家；1950～1960年，南越、泰國和馬來西亞先后與韓國建交。①
李承晚政府拒絕與承認朝鮮的國家建交，對奉行中立政策的不結盟國家抱有敵意，例如當時的印尼和柬埔寨。到1960年，與韓國建交的國家有15個，其中東南亞地區有4個，其重要性僅次于西方國家。
為了獲取更廣泛的外交承認，李承晚下臺后的韓國對于不結盟國家的態度發生了改變，逐漸接受雙重承認原則。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形勢趨于緩和，韓國推行門戶開放政策，淡化意識形態的束縛，謀求交往對象多元化，與東南亞的不結盟國家出現了一波建交高潮，包括柬埔寨②、印尼、老撾③、緬甸和新加坡等國家。到70年代后期，隨著國內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國際空間的拓展，韓國的合法性基礎得到鞏固，并在與朝鮮的競爭中開始取得優勢。隨著全球化與相互依賴趨勢的發展，80年代韓國推行全方位外交，試圖從“東亞邊緣”走向“世界中心”，并通過首腦外交積極開展與亞洲新興經濟體的交往。1981年，全斗煥訪問了印尼等東盟五國；韓國支持東盟在柬埔寨問題上的立場，東盟則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理解韓國的立場。
冷戰結束后，韓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大為改善，加之與朝鮮同時“入聯”使二者的正統性之爭得到解決，韓國外交的主動性和空間得以進一步拓展，成為亞太地區新秩序的積極塑造者之一。隨著東南亞地區的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東盟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不斷擴大。盧泰愚和金泳三政府在“世界化”戰略下，繼續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首腦外交與經濟外交。80年代末至90年代，韓國迎來了又一波建交高潮，其中包括1992年與越南建交、1995年與老撾復交、1997年與柬埔寨復交。1998年，韓國還派遣10名觀察員監督柬埔寨大選。［3］(P187)
進入21世紀，盧武鉉政府奉行更加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政策，通過加強同東盟的關系積極參與亞洲事務。東南亞成為僅次于東北亞的戰略利益區域，是韓國實施“均衡外交”的重點區域。2008年上臺的李明博政府顯示出更大的抱負，試圖超越“東北亞均衡者”定位，明確提出韓國是一個全球化國家。為此，韓國在全球外交下更加廣泛地參與亞洲事務，擴大與亞洲國家的合作，向本地區大國與小國、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橋梁”國家邁進。
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韓國將促進本國經濟持續發展，通過參與地區事務贏得信任、提升自身影響力，當作東南亞外交的重要方針。2009年，李明博在訪問印尼等國時提出“新亞洲構想”，明確將以東北亞為重點的韓國區域外交拓展至整個亞洲，合作領域也由經濟向安全、文化等層面擴展。新亞洲外交的核心是加強同東南亞的關系，推動與東盟的實質性合作，［4］把東南亞作為亞洲外交的跳板，超越東北亞區域外交的局限性，進一步實現外交格局的多元化，使韓國成為具有更大影響的地區主導國家之一。韓國積極參與亞洲地區利益角逐的直接動因是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但客觀上也促進了與東南亞的地區合作。事實上，韓國要在全球層面上發揮更大影響，也離不開東南亞國家的支持。在國家關系層面上，2006年以來，韓國已與印尼、柬埔寨、越南、泰國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與菲律賓的相關談判正在進行之中，東南亞已成為與韓國建立這一級別關系最集中的地區。
(二)與東盟的整體關系逐漸向戰略層面發展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韓國就希望與東盟發展關系。1989年，韓國與東盟建立了部分對話伙伴關系；1991年，雙方進入了全面對話伙伴階段，韓國成為東盟全面對話伙伴中的第一個發展中國家。雙方經貿關系發展迅速，韓國更積極地看待與東盟的合作。在1998年“10+3”峰會上，金大中提議建立“東亞展望小組”，由13個國家的專家共同謀劃東亞地區合作。根據2000年“10+3”峰會的決定，次年又成立了“東亞研究小組”，負責提出和評估有關地區合作建議，并由韓國和越南分別擔任東北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協調人。金大中還主張將“10+3”機制改為“東亞峰會”，并提出東亞合作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包括政治、經濟和安全等領域的東亞共同體，這一提議得到了2002年“10+3”峰會的認同。進入21世紀，韓國與東盟的合作議題已深入到政治層面，彼此成為地區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利益相關方。
受到中日兩國相繼確定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激勵，在2003年“10+1”峰會上，韓國也提出與東盟建立自貿區。在2004年“10+1”峰會上，雙方簽署了《全面伙伴關系聯合宣言》，韓國決定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在2005年“10+1”峰會上，雙方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關于落實全面伙伴關系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自貿區建設正式啟動。
2009年韓國與東盟在濟州舉行特別峰會，雙方簽署了《投資協議》，韓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基本完成。在2010年“10+1”峰會上，雙方同意將雙邊關系提升為“戰略伙伴關系”，并制定了五年行動計劃；韓國還提議建立“韓國—湄公河國家外長會議”機制，以加強同湄公河五國的經濟合作。2011年，首屆韓國—湄公河國家外長會議舉行。①
在2011年“10+1”峰會上，雙方同意就糧食安全、互聯互通、低碳綠色增長等議題加強合作。2012年的“10+1”峰會則強調通過韓國與湄公河國家的合作機制，來促進東盟互聯互通建設。為了表示對東盟共同體建設的支持，2012年韓國任命了駐東盟大使(而非由駐印尼大使兼任)，并在雅加達建立了駐東盟代表處。
二、對相關多邊機制的全面參與
在亞太地區合作不斷加強的背景下，韓國積極參與東盟相關地區機制，甚至形成了較強的倡議與協調能力，影響著地區機制創設。東盟則把韓國視為“大國平衡”格局的重要補充，以使東盟的對外關系體系更加均衡，從而繼續掌握地區合作主導權。目前，韓國參與的由東盟主導或與之存在密切關聯的地區機制主要有：
1997年以來形成的“10+3”與“10+1”機制，以及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它東亞合作機制“10+3”機制是東亞地區合作的核心機制，在這一基礎上，2005年東亞峰會又形成了“10+6”機制，2011年又擴大為“10+8”機制。此外，作為東盟部長會議的后續會議，還有東盟與10個對話伙伴國之間的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以及2010年建立的“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即“10+8”防長會)。盡管韓國認為這些機制中的某些機制存在著基礎薄弱、定位不清的問題，但它仍積極參與各種對話和多邊安排。目前，韓國參與了“10+3”進程下涵蓋多個領域的數十種機制———除了最重要的經濟領域(其中包括以《清邁倡議》為基礎的多邊金融合作機制)外，還涉及疫病防控、打擊跨國犯罪、糧食安全和自然災害預警等非傳統安全議題。
東盟地區論壇其核心理念源于東盟方式，宗旨是構建地區互信和預防性外交。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提議建立“亞太地區安全論壇”，并通過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促成了1994年第一屆東盟地區論壇。作為該論壇的創設成員國之一，韓國還擔任論壇閉會期間海上安全會議的共同主席。韓國積極推動把東北亞地區事務納入該論壇議程，早在第一屆高官會議上，就提出成立一個“東北亞安全對話”機制，以促進該區域的軍事互信。2000年朝鮮也加入了東盟地區論壇，近年來十分重視這一平臺。2007年，朝鮮首次向東盟地區論壇提交了防衛與安全形勢報告，展示其透明化姿態。2008年朝鮮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朝韓外長還在東盟地區論壇上實現會晤。在2011年東盟地區論壇上，韓朝外長再次會晤。2012年，朝鮮在東盟地區論壇上積極開展雙邊外交，同多個東南亞國家進行外長會談。韓國則希望通過東盟地區論壇等相關多邊機制約束朝鮮的行為，使其不致脫離東北亞和平進程。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這是與東盟地區論壇存在密切關聯的第二軌道機制，1993年在吉隆坡成立，韓國是其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該機制旨在尋求和擴大共識，發揮決策參考作用，促進東盟地區論壇機制的完善。此外，2002年由新加坡參與發起的亞洲安全會議(即“香格里拉對話”)，是一個兼有第一和第二軌道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韓國防務部門高官參與了歷次會議。
此外，韓國與東盟還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框架下開展合作。韓國很早就積極支持“太平洋經濟共同體”構想，1989年亞太經合組織成立，韓國開始與東盟國家在這一框架下進行合作。韓國先后主辦了1991年部長會議和2005年峰會，并采取中間立場，試圖在美日等發達成員與東南亞等發展中成員之間發揮協調作用。2002年泰國倡議成立“亞洲合作對話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東盟的泛亞經濟合作理念。韓國是創設成員國之一，也是IT領域合作的牽頭國。1996年啟動的“亞歐會議”同樣由東盟國家發起，韓國積極尋求擴大在這一洲際合作機制中的話語權，主辦了2000年亞歐峰會。韓國還作為東北亞及南亞國家協調人，與作為東盟國家協調人的柬埔寨參與籌備了2010年峰會。2012年，韓國主辦了亞歐會議綠色增長與中小企業論壇。
三、安全關系趨于多樣化
在冷戰格局下，維護自身的安全與生存一直以來都是韓國的基本對外政策目標，韓國選擇了與美國結盟的政策。在朝鮮戰爭中，菲律賓和泰國派出少量部隊參加了“聯合國軍”。出于強化同盟、反共意識形態尤其是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韓國也參與了東南亞地區的冷戰活動。李承晚時期，韓國就想介入印度支那事務。越南戰爭升級后的1965年，樸正熙政府在美國請求下開始向越南派出戰斗部隊。樸正熙認為，“若不能阻止共產主義在越南的侵略，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失去整個東南亞地區，這將影響到韓國的安全”。［5］(P280)
在越戰期間，韓國成為西方陣營中除美國外派兵最多的國家，其參戰費用由美國承擔，這讓韓國得到了超過10億美元的外匯收入，為韓國的經濟起飛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
后冷戰時期，韓國與東盟的安全合作更趨活躍，合作層次不斷提高，并被賦予新的內容。1999～2003年，共有3000多名韓國士兵被派往東帝汶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東盟國家也很關注朝鮮半島問題，認為它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具有重要性，在2012年韓國主辦的核安全峰會上，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國也應邀與會。韓國支持東南亞無核區建設，也希望在朝核問題上得到東南亞國家的支持，提升自身在區域安全中的話語權。
作為美國亞太戰略的前沿立足點，韓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還共同參與了近年來美國主導的相關防務合作。作為美國的戰略盟友，韓國對東南亞安全事務的參與在某種意義上有利于美國“重返”東南亞。2002年韓國開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美泰主導的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金色眼鏡蛇”軍演，2010年起正式參與。2012年4月，韓國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了美菲聯合軍演。此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韓國與東盟國家開展了反恐、反海盜等合作。出于對外貿易以及自身海洋戰略的發展需要，韓國關注東南亞海上交通線的安全，積極參與該區域的海上安全事務。韓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都把美國的軍事存在視為本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必要保障，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以美國為軸心的安全體制中。雙方的安全合作契合了美國亞太戰略的需要，客觀上使美國的同盟網絡得到加強，增加了地區安全的復雜性。［6］
近年來韓國的軍工產業發展迅速，2012年出口有望突破24億美元。韓國著力開拓東南亞軍火市場，已先后與泰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國達成了國防工業合作協議。2011年，印尼提出購買16架韓國產教練機以及3艘潛艇，總值約14億美元，①此外，兩國還計劃聯合研發KF－X隱形戰機，由韓國承擔絕大部分費用。據2011年統計，前五年韓國對印尼、馬來西亞的武器出口額分別達到7.83億美元和3.97億美元，是韓國第三和第四大軍售對象。2011年，韓國還向菲律賓捐贈一艘“浦項”級輕型護衛艦。2012年6月，菲律賓確定購買12架韓國產T－50型教練機，12月，菲律賓與韓國簽署協議，購買起亞集團生產的價值700余萬美元的戰地汽車。
四、經濟外交是重心
對外經濟合作是韓國經濟穩定增長和升級轉型必不可少的外部要素，因此促進與東南亞國家的全面經貿合作，并試圖在地區經濟體系中發揮節點作用，是當前韓國東南亞政策的重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韓國的經濟外交由老東盟國家向新東盟國家擴展，貿易對象進一步多元化。
上世紀60年代，韓國的經濟外交因其工業化進程而得到推動。韓國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起步較早，樸正熙政府推行的出口導向政策促使其積極開拓東南亞市場。1966年，韓國主辦了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部長級會議，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南越和老撾等參加了這次會議。1967年韓國加入《關貿總協定》，次年韓國召開駐亞洲等國使館館長會議，協調促進出口工作。1968年，韓國企業向印尼林業領域投資300萬美元，開創了對東南亞直接投資的先河。1973年的石油危機以及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等因素，促使韓國加強了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合作，積極開展多方位的經濟外交。［7］(P27)
到70年代后期，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東南亞地區占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達到三成以上。上世紀80年代東南亞市場在韓國對外經濟擴張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尤其是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盡管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使韓國對東南亞的直接投資有所下降，但仍僅次于北美，且絕對額大幅度增加。為了實現對美國的迂回出口，韓國積極推動本國企業向東南亞輸出資本，一些大財團在東南亞建立生產基地，中小企業也紛紛跟進。1989年韓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后，雙方經濟交往更趨活躍。1994年，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洲地區上升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一大對象。1988～1996年，韓國與東盟的貿易額年均增長22%。亞洲金融危機后，2003年又恢復到387億美元的新高點。2006年，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洲地區占韓國對外直接投資一半以上。
除了與東盟層面的自貿區建設外，近年來韓國還著手與新加坡(2006年已生效)、馬來西亞、越南和印尼等國進行有關雙邊自由貿易的談判。東盟國家已成為韓國最重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之一。2011年，韓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達到1249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約28%，預計2015年雙邊貿易額將超過1500億美元。在直接投資方面，2011年韓國有61億美元投向東盟國家。雙方的經濟合作日益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增強了韓國抗擊經濟危機沖擊的能力，也促進了東盟的一體化建設。以韓國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金融合作為例，2000年以來分別與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合建了四家證券交易所，目前與緬甸也有合建證交所的意向。韓國是一個典型的資源匱乏型國家，而東南亞資源豐富，從這一地區獲得穩定的資源與能源供應也是韓國東南亞外交的重要內容。
2001年，韓國與越南確立“21世紀全面合作伙伴關系”。2009年李明博訪越后，韓國又成為與越南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第五個國家。2011年兩國舉行首次副外長級戰略對話，2012年又決定每年輪流舉辦國防戰略對話。越南不但成為韓國在東南亞擴大影響的重要支點，還是韓國在這一地區最重要的新興貿易伙伴和投資對象，目前韓國已承認越南市場經濟地位。2011年雙邊貿易額達180億美元，韓國在越累計投資230多億美元，居東南亞國家之首。2002年兩國在核電領域達成了有關合作意向，目前韓國有望取得越南數座核電機組的建設合同。
印尼是東盟第一大經濟體，也是韓國著力發展關系的另一對象。印尼曾與朝鮮關系密切，兩國1961年建交，而韓國與印尼1973年才建交。印尼民主化以來，韓國與印尼越走越近，2000年雙方首腦實現互訪。2002年，梅加瓦蒂總統訪問朝鮮和韓國，在朝鮮半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2012年，李明博與蘇西洛共同主持了第五屆巴厘民主論壇；雙方還就環保汽車合作、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等達成共識。同年僅韓國浦項制鐵就在印尼投資60億美元，預計2020年兩國貿易額將達到1000億美元。韓國與泰國具有傳統關系，2012年李明博訪泰，除了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外，還同意加快實施兩國2013～2017年經貿合作行動計劃。韓國有意參與泰國水利、高鐵和電廠等基礎建設，雙方將采取措施促進兩國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加快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談判。韓國還積極與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
的緬甸擴大經貿關系。2012年，李明博訪問已開啟轉型的緬甸，與緬甸總統吳登盛、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昂山素季舉行會談；緬甸同意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停止與朝鮮的常規武器交易。同年10月，吳登盛回訪韓國，除了爭取韓國進一步援助外，兩國還同意在能源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進行合作。目前，韓國大宇集團已投巨資開發緬甸天然氣資源。
五、援助外交發展迅速
對外援助屬于廣義上的經濟外交，但它具有特殊性，在對外關系中具有某種杠桿效用。韓國曾長期是一個受援國，不過基于國家利益尤其是開拓市場考慮，早在上世紀70年代，韓國就開始向一些東南亞國家提供技術培訓。1987年，韓國政府設立“經濟發展合作基金”，對發展中國家的開發項目提供優惠貸款。1991年，韓國國際協力團成立，它負責實施無償援助項目。1996年，韓國成為一個凈援助國，對東南亞的“貢獻外交”也進入一個新階段。
隨著從受援國成功轉變成援助國，韓國積極地開展與其經濟規模相稱的援助外交，以“實現人類的普遍價值”，從而擴大國際影響力。韓國承諾到2015年，官方發展援助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25%。［8］
在“新亞洲外交”框架下，韓國加強了對東南亞國家的援助：2008～2009年，接受韓國援助最多的5個國家中有4個在東南亞，即越南、印尼、柬埔寨和菲律賓。到2015年，韓國將把對東南亞的發展援助在2009年基礎上增加兩倍，達到約4億美元。2010年，韓國還與日本聯合召開了第一屆亞洲發展合作會議，邀請東南亞等受援國參加。韓國在東南亞的援助對象開始轉向發展水平較低的越、柬、老等湄公河國家，兼有提升國際威望與換取市場的目的。
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開始對越南進行援助。韓國已成為越南的第二大官方發展援助來源國，截至2010年，韓國向越南提供的優惠貸款、無償援助等累計達14億美元。其中僅2008～2011年，韓國就向越南提供了10億美元優惠貸款。對越無償援助也呈增加趨勢，以2011年為例，在2．36億美元的援助總額中(占韓國全部對外援助的16%)，無償援助為2100萬美元。此外，韓國還開始對越南進行科技援助：2012年，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與越南科技部簽署協議，幫助后者設立“越南科學技術研究所”。2009年以來，韓國還向柬埔寨提供了2億美元優惠貸款，以及數千萬美元的無償援助。
總的來看，基礎建設、人力資源開發、農業、衛生、信息技術以及環境等領域是韓國對東南亞援助的重點方向，這也有利于韓國企業的進入。除了外交通商部等政府機構外，一些韓國非政府組織也參與了部分援助東南亞的項目。
六、環境外交方興未艾
自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以來，韓國的環境外交進入實質性發展階段，并在區域環境國際合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韓國積極開展對東南亞的環境外交，謀求在這一領域取得相對優勢地位，引領亞太地區的綠色發展。
韓國自身也在實施“綠色增長戰略”，以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與東亞國家進行環境合作，是新形勢下韓國增進國家利益的戰略需要。在2009年與東盟的特別峰會上，韓國決定把“東亞氣候合作基金”的一半即1億美元用于與東盟的合作，首先滿足印尼、老、緬、越、柬、菲等國的減排需要，并通過官方發展援助向東盟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后者的“低碳綠色增長”。2010年，韓國積極推動與東盟在氣候領域的合作，構建“綠色伙伴”關系，共同發起成立了“亞洲森林合作組織”。
2011年底，韓國與東盟締結《林業合作協定》，促進后者林業經濟的轉型。2012年，聯合國綠色氣候基金秘書處決定常設韓國仁川，這對韓國的環境外交無疑是個鼓勵。同時，韓國政府主導創立的“全球綠色增長研究所”也正式成為一個國際機構，致力于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綠色增長。目前，韓國已與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在發展清潔能源等領域開展科技合作。
七、軟實力外交豐富多彩
目前，東南亞已成為韓國實施軟實力外交的重要區域。韓國與東南亞國家都有被列強殖民的歷史，且無領土爭端等根本利害沖突，彼此隔閡較少，一些東南亞政治精英甚至把韓國視為“最容易打交道的伙伴”。［9］(P307)
韓國既有傳統的儒家文化積淀，也接受了現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浸染，其文化外交較易為正處在現代轉型中的東南亞國家接受。上世紀60年代初，韓國就開始著手文化領域的民間外交。隨著韓國經濟的騰飛，面向東南亞的文化外交也得到發展。1990年，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后不久在首爾舉行了“東盟文化周”活動。冷戰結束后韓國的文化外交得到顯著加強，明確把國家形象建設納入對外政策目標。1994年，韓國政府提出把發展文化外交作為其“世界化”戰略的重要支撐。1998年韓國提出“文化立國”戰略，文化外交更富進取性，并由美歐等西方國家進一步向亞洲國家擴展，著力打造“文化韓國”形象。傳統文化與現代因素的結合，使得近年來以韓國影視劇為代表的流行文化在東南亞迅速傳播。同屬儒家文化圈的越南已成為韓國在東南亞開展文化外交的據點：2006年，河內開設了東南亞首家韓國文化院；2012年，兩國開展了“韓越友好年”活動。2011年，雅加達、馬尼拉的韓國文化院也先后成立，而2013年則被定為“韓印(尼)友好年”。加上正在籌建中的新加坡韓國文化院，目前海外的韓國文化院有近1/5分布在東南亞。韓國還與泰國等國在對方首都互設文化中心，開展媒體交流，成立東盟—韓國電影社團等。2009年，東盟—韓國中心在首爾落成，通過東盟與韓國“面向未來合作計劃基金”(其中韓國出資額占較大比重)，資助了一大批社會精英的交流活動。這種以文化為載體的公共外交，有助于增強東南亞民眾和社會政治精英對于韓國的認知和親近感。
韓國對東南亞的軟實力外交還包括體育外交。其中，韓國首爾舉辦的1986年亞運會和1988年奧運會對于東南亞國家觸動很大，深切感受到韓國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活力，韓國傳統的跆拳道等體育項目在東南亞的傳播也得到促進。韓國是僅次于泰國舉辦亞運會最多的國家，還贊助了2009年舉行的第25屆東南亞運動會。
韓國在亞洲新興經濟體中較早實現了平穩的民主轉型與鞏固，其發展模式與經驗成為東南亞多個國家學習的榜樣。韓國的東南亞外交也帶有一些理想色彩，李明博曾聲稱，要將韓國的利益與“人類共同的價值觀”相結合，“讓韓國成為向世界輸出新價值的一流發達國家”。［10］
在緬甸民主化問題上，韓國與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基本立場保持一致。近年來，還有一些朝鮮“脫北者”取道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前往韓國。2004年，韓國政府包專機把數百名“脫北者”從韓國駐越使館接至韓國；2009年，又有9名“脫北者”通過丹麥駐越使館輾轉飛往韓國。［11］
韓國的市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也是軟實力外交積極的參與者，已成為韓國政府外交的重要補充，近幾年來已有上萬名韓國海外服務志愿者被派往東盟國家。
八、結語
韓國的東南亞外交受到了建國、工業化、國際化和民主化等進程的影響，并表現在合法性外交、經濟外交、全球外交和軟實力外交等層面。其中，實利取向的經濟外交是核心，這是由韓國國家利益的層次性所決定的。當前韓國要向“先進發達國家”邁進，建立多元穩定的經貿關系以獲取經濟利益，是韓國東南亞外交的首要動力。韓國的東南亞外交經歷了從東盟老成員國到新成員國的擴展，其中與老成員國的關系基礎更深厚些，但與新成員國的關系正迎頭趕上。對地緣經濟因素的充分利用使韓國的東南亞外交顯得日益積極和活躍，首腦外交引領下的政府主導、官民并舉的外交體制趨于完善，并實現了從經貿領域向政治、安全、社會等領域的擴展。
隨著可資利用的軟、硬實力資源的不斷豐富，韓國外交的自主性和全球視野不斷加強，不再是被動適應外部環境。就其“全球外交—亞洲外交—東南亞外交”三個層次來看，韓國要在全球層面追求國家利益，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后兩個層次的實現程度，即首先在地區層面上構建必要的支撐體系，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經濟發展。進而言之，韓國的新亞洲外交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東南亞外交，這是其謀求成為地區“中心”或“樞紐”國家、走向全球外交的重要一環。與韓國外交全局存在的某種不穩定性相比，其東南亞外交的政策連續性更強，樸槿惠上臺后也會在各種制度化合作的基礎上繼續推進與東盟國家的關系。盡管東南亞外交對于韓國的重要性尚不會超越東北亞外交，但顯然更為自主，并且這兩個方向上的事務存在著日益緊密的關聯，韓國的東南亞外交也會對其東北亞外交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創造更有利的地區環境。在東亞國際體系轉型背景下，韓國東南亞外交的協調性和均衡性總體上順應了地區發展趨勢，有助于韓國在全球外交中發揮更大作用。
韓國的東南亞外交與朝鮮存在一定的競爭，其核心問題是爭取東南亞國家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支持。韓國日益積極地參與地區公共產品供給，與東南亞國家交往的廣度和深度都顯著超過了朝鮮，這對于朝鮮加入地區多邊進程會產生一定的激勵。
在大國高度參與的亞太地區，韓國的東南亞外交不可避免地會與其他力量產生互動，從而影響其政策效應。在安全領域，韓國對美國的戰略追隨限制了其中等強國角色。面對東南亞地區的大國博弈，如何處理好與大國關系對于韓國而言具有挑戰性。一旦韓國參與地區事務的獨立性和建設性與其盟友美國的戰略利益發生矛盾，其發揮作用的空間就會受到制約。在經濟領域，韓國也面臨著中、日等經濟體強有力的競爭，在地區合作中只能承擔有限角色。自身實力的相對不足，使韓國在地區層面發揮主導作用或擔當領導角色難以實現，充其量只能是局部意義上的。當前東亞地緣政治正處在深刻變動之中，韓國的東南亞外交也會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產生一定影響。除了在東亞現有框架下的合作外，兩國在經濟、政治等領域也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對于地區安全認知也存在較大差異。韓國在聯系東北亞與東南亞、促進地區一體化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但對其沖抵或制約中國在本地區的影響力、甚至有損中國利益的可能性，也要予以足夠關注。
參考文獻：
［1］丁工．中等強國崛起及其對中國外交布局的影響［J］．現代國際關系，2011，(10)．
［2］韓獻棟．韓國的外交困境：一個概括性框架的解讀［J］．東北亞論壇，2012，(3)．
［3］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系［M］．臺北：商務印書館，2009．
［4］張明亮．韓國的東盟戰略———以其“新亞洲構想”為視角［J］．東北亞論壇，2012，(2)．
［5］ShinBumShik．MajorSpeechesbyKorea'sParkChungHee［C］．HollymCorporation，1970．
［6］郭銳等．韓國—東盟防務安全合作探究［J］．南洋問題研究，2012，(3)．
［7］(韓)樸瑞鈴．韓國外交政策的發展過程及其特征［A］．韓國研究論叢(第6輯)［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8］(韓)樸仁輝．國際開發援助與韓國的外交戰略：以國家利益為中心［J］．當代韓國，2009，(3)．
［9］ＲodolfoSeverino．SoutheastAsianinSearchofanASEANCommunity［M］．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2006．
［10］李拯宇．韓國走向“全球外交”［J］．瞭望新聞周刊，2008，(9)．
［11］張明亮．韓國與越南：伙伴關系的緣起與前景［J］．東南亞研究，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