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關于其戰略調整和走向有過各種定義，如“戰略重心東移”、“重返亞洲”之說，凸顯亞太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急劇上升。但是，上述表述難以全面、準確地概括此次戰略調整的錯綜復雜和不確定性，且已造成破壞性后果，從而引發國內外許多爭議和反思：一是認為“東移”或“轉移”歧義較大；二是認為美國從未離開過亞太地區；三是過于明顯地圍堵中國。于是，美國隨即改稱“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其戰略意圖盡可能加以掩飾，對其關注重點作重新調整和進一步充實。美國對這一戰略的不斷詮釋并未導致一個十分清晰的戰略，華盛頓幾乎沒有人能夠準確闡釋什么是“再平衡”，戰略設計中存在太多的矛盾性和不平衡性，以致外交界人士懷疑該戰略是否會變成“爛尾樓”。

亞太地區是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希望所在，美國將戰略重心放在此區域是時勢使然。況且，美國新國防戰略強調，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亞這一弧形地帶具有極大戰略重要性，美國必須恢復亞太地區的平衡。亞太再平衡戰略只不過是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重點轉移與全方位戰略重新布局的重要部分，是戰略守勢與戰略攻勢的辯證統一，是綜合性戰略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必須強調的是，其中每一個戰略因素都包含了中國因素。其實，亞太地區戰略力量對比從未平衡過，一直處于向美國一邊倒的戰略態勢。美國所謂的“再平衡”，實質上是怕被中國“平衡”。亞太再平衡這一新定義，較為清晰地勾勒出美國現階段戰略調整的方向和態勢。亞太再平衡戰略雖然貌似一種攻勢戰略，卻有其內在困境。它所引發的不平衡或失衡日漸暴露，不斷導致該戰略被“再平衡”，因此，何時能真正實現戰略轉移，還有很多不確定性。

一、國內失衡

當前，美國內外交困，對內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和赤字、失業率雙高的巨大壓力，對外面臨歐洲困局、中東亂局和亞洲變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杰茜卡·馬修斯認為，最緊迫的挑戰是由歐美無力解決各自的財政和金融危機引發的西方民主模式的危機，以及對美國“退隱”的擔憂，將對2013年乃至以后的全球事務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①這是美國首先要面對的危急形勢。

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美元霸權日趨衰弱，債務上限不斷突破，科技創新能力下降，實體經濟呈現虛擬化。這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局限，導致其再也無法維持全球擴張和最大的國際公共產品提供國地位，地緣政治也不敵地緣經濟。這是一個長期性趨勢。

由于深陷經濟危機、實力下降，美國首先要平衡內外兩個大局，平衡國防與經濟，大幅度削減軍費和對外開支，重點確保經濟增長。“財政懸崖”或“后財政懸崖”都涉及長期性的財政困境，防務和外交必然受到極大掣肘和制約。尤其在安全問題上，本應是戰略決定國防預算和軍事結構，而今是財政決定一切，即使全球戰略收縮、調整、突出重點，現有資源仍難以確保亞太再平衡戰略之所需。經濟危機使該戰略先天不足，經濟與軍事嚴重失衡，不得不以軍事為先導，以展開軍事力量為主。經濟困境還使戰略構想與實施能力之間呈現出很大落差，而實施能力不足又會反過來給內政帶來壓力。

奧巴馬進入第二個任期，仍然面臨著振興經濟的嚴酷任務，以超高赤字拯救經濟危機、推進醫改和金融監管，對外收縮如何落實，住房市場和就業市場能否順利復蘇等問題依然十分嚴峻，軍費也在持續減少，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財力來投放亞太值得懷疑。內政作為支撐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基礎，給該戰略的未來命運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就亞太國家的期待而言，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應該是一種口惠而實不至的表面宣示，必須要有實實在在的人力、財力、物力的大量投入。但就美國當前情況來看，聯邦債務危機迫在眉睫，經濟復蘇依舊乏力，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美國政府連自己都缺錢花，也很難向外部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諾。美國財政捉襟見肘是對亞太再平衡戰略最有力的制約，就像白宮拒造用于摧毀行星的終極武器“死星”一樣，白宮的理由簡單明了：“我們正努力減少、而不是擴大赤字。”

二、全球失衡

亞太再平衡戰略在世界上表現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失衡，即在平衡其全球存在以確保戰略重點的過程中發生了不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在歐洲和大西洋，其間雖然在東亞、東南亞、中亞和中東發動過戰爭，但其戰略重心沒有轉移過，也就是說戰略重心和階段性用兵重點是兩回事，可以存在背離狀態，但后者必須服從前者。

在奧巴馬政府看來，“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一頭扎進全球反恐戰爭，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消耗了美國太多的精力和資源，亞洲遭到了“戰略忽視”，令中國全面崛起。于是，美國把戰略眼光投向亞太地區，進行戰略糾偏和再平衡。但真要將其戰略重心轉移到該地區，卻頗費思量，貿然行動，后果難料。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斷定，美國的地緣政治敵人是俄羅斯。俄羅斯的復興一直是美國放心不下的事。歐洲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美歐關系是美國調整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問題。中東危機頻發，反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件件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必然四處滅火，不可能完全聚焦于亞太事務，結構性失衡在所難免。

因此，美國在戰略重心轉移問題上小心翼翼。美國的“再平衡”首先是歐亞地區戰略的平衡。在對歐、亞的戰略“再平衡”中，美國盡力避免因公開宣稱亞洲取代歐洲成為其戰略重心而開罪歐洲，這里涉及決心、時機和轉移途徑等問題。其次是軍事戰略的平衡。一是更加注重海空軍；二是把大部分海軍力量部署在太平洋；三是部署方式的平衡，即不再建設新的大型永久性基地，代之以依靠盟友和伙伴的、大量低成本而靈活布點的臨時部署，這樣可以避開許多美國新伙伴在政治上無法接受的正式結盟和建立大型軍事基地。

從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可以看出，增加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是其新軍事戰略的既定目標。但為了減少阻力，說服國會和民眾，防止亞太伙伴國的反對，美國必須鼓動東海、南海的一些聲索國實施挑釁行動，挑起地區爭端，激化矛盾沖突，以便美國以“維持地區穩定”為借口，擴展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以便實現美國所需的“再平衡”目標，獲取更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為此，2012年1月奧巴馬總統推出新軍事戰略時，強調的是把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并把它稱之為在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而國防部長帕內塔在6月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就《美國對亞太的再平衡》為題發表演講時，也只是反復強調美國把亞太地區確定為一個重點，重新聚焦亞太，加強在亞太的參與，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對亞太地區承諾的核心是增加兵力，進行前沿部署。他在演講中，只字未提美國一度高調宣示的戰略重心東移的說法。

但是，美國的戰略轉移還是在全球引起了連鎖反應。

歐洲作為美國最大的盟友，深陷經濟困境和結構性矛盾，對于美國戰略轉移引發的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后果十分不滿。因為這意味著美國對亞太投入及介入的相對增加和對歐洲投入及介入的相對減少，從而導致歐洲戰略作用和地位的下降，以及美歐關系的相對弱化。美國基于自身的利益，對歐洲采取了“離岸平衡”戰略。2012年12月31日，美國駐北約大使伊沃·達爾德警告歐洲盟友不要削減國防開支，必須把從阿富汗撤軍所節省的資金用于加強軍備，否則歐洲對危機的反應能力會出現令人不安的趨勢。他強調，如果歐洲不在加強能力上進行投入，歐洲將繼續對美國過分依賴，而此時美國已經把戰略重心放在遠東和中國身上。②

中東一度是美國投入戰略資源最多的地區，美國以此維持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隨著亞洲的崛起，美國深感過去對該地區相對忽視了，戰略平衡點要向其傾斜。為了戰略東移，美國不得不從中東抽身，限制和減少對中東地區的投入，以所謂“靈巧外交”、“下放”、和“外包”取代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政策。美國從中東實行戰略收縮同樣陷入困境。它在撒下動亂種子、難以收拾局面的情勢下，逐步撤離中東，把資源轉投東亞，致使中東危機齊發，敘利亞沖突白熱化，伊朗危機逼近核“紅線”，埃及兩派沖突升級，巴以沖突大動干戈，伊拉克前景黯淡，阿富汗面臨崩盤，形成劇變焦點，釀成世界最大之亂局。美國外交學會副會長詹姆斯·林賽斷言，美國在2013年將面臨的三大挑戰之一是中東。未來10年中東仍將面臨持續動蕩和群雄爭霸的局面，這對美國戰略轉移構成最嚴重羈絆，并將把美國的戰略重點拉回該地區。

美國實施戰略收縮以確保重點的做法，不可能不在全球留下許多戰略空隙，讓其他大國去填補，這必然加劇美國全球戰略的不平衡。亞太再平衡戰略實質上潛藏著戰略重心轉移的深意，兩者沒有根本性的區別。它不可能不攪動美國的全球戰略，美國既想確保亞太重點，又想繼續在全球范圍內掌控一切，是一個兩難的戰略選擇。

三、亞太失衡

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若按其字面意義來說，應以和平發展、均衡穩定為宗旨，以建設性介入者的身份參與亞太事務。但事實恰恰相反。它既想搭上亞太崛起的快車，分享亞洲發展成果，又想遏制住中國的全面崛起主控亞太。這一充滿矛盾的戰略攪亂了亞太戰略形勢，使亞太局勢變得緊張危險和不可預測，甚至可能導致分裂對抗，使得戰略風險劇增。

美國在力不從心導致全球戰略收縮的情勢下，力圖整合戰略資源以求最佳優化，確保戰略重心成功轉移亞太，深度介入該地區事務，實施戰略擴張，形成戰略網絡以制約中國。但關鍵是，美國無法為在亞太實現更大規模的戰略存在投入必需而巨大的財力和人力，能力與需求失衡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另一個弱點是美國與亞太國家相互間戰略利益和需求的落差。美國要當亞太的領導，插手東海、南海幾乎所有“島爭”，視之為“重返亞洲”的“戰略良機”。它將其軍事盟國及戰略伙伴與自身的戰略利益綁定，不僅要借機制止其亞太盟友的離心傾向，重新塑造和強化同盟關系，還要把亞洲作為美國軍火傾銷地，引發地區軍備競賽，將它們推到戰略前沿去對抗美國認定的挑戰者，讓亞太國家去平衡掉中國，幫助美國減輕其國際負擔，自己卻將部署在第一島鏈的部分兵力撤到第二島鏈。但亞太國家卻要美國出力當保安，不愿承擔過多的安全成本和對抗代價，且大多數亞太國家希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維持平衡，不愿選邊站。菲律賓等國企圖綁架東盟刁難中國的陰謀均已失敗，雙方在戰略上如何平衡？美國智庫人士擔憂，結果如變成美國沖上第一線與中國搏斗，太不明智，因而提出“對再平衡戰略進行再平衡”。③美國給地區的領土和主權糾紛注入了更大的動能，企圖在該地區制造適度緊張，以利于掌控，但這是一招“險棋”、“錯棋”，已經導致沖突集中爆發和升級，有可能將美國卷入沖突的漩渦。玩火者易引火燒身，一旦“島爭”失控，美國如何承擔戰略風險？戰略再平衡何以維持？

美國實施這套戰略起初似乎順風順水，不過，后來的一系列事態發展表明，針對“再平衡”的“反平衡”悄然出現。這股力量主要來自美國的亞太盟友、伙伴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兩年來，亞太地區矛盾和沖突頻發和升級，使亞太國家感受到美國戰略的后果，也不是都那么歡迎美國“再平衡”的一些做法。出于各自國家利益的考慮，它們不得不重新加以評估，重點是如何與中國和美國在雙邊和多邊層面上互動，在中美之間取得平衡。亞太國家與中美兩國的互動結果也將影響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所說，在21世紀的前50年，亞洲地區的核心目標是避免中國與美國關系不穩定、起沖突，或發生戰爭。一些軍政要員首先表達異議，對美國在澳建立長期基地的計劃公開說不，并明確表態不會為美國開罪中國，呼吁給中國崛起留出空間，誓言要抓住中國崛起機遇推進自身經濟發展。甚至連一些南海聲索國的調門也有微妙變化，聲稱南海爭端不應影響同中國的整體關系。由于日韓關系的惡化，美日韓同盟一體化整合受到重大打擊。柬埔寨、印尼等國積極斡旋，為南海問題降溫。尤其是許多亞洲國家熱衷于同中國簽署貨幣互換協定，無形中在亞洲對美元形成擠出效應。

日前，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舉辦的評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研討會上，美國國務院前情報官克拉克說，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際上增加了東亞的緊張局勢，因為它使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誤解了美國立場，更大膽地采取軍事行動。國際輿論認為，由此導致軍事沖突或將美國拖下水，這才是美國真正的戰略風險。這是因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軍事目標和色彩過于濃厚，大大增加了緊張和沖突氣氛。

從亞太地區內部而言，美國也要在各個地緣板塊之間搞好“再平衡”。長期以來，美國對東北亞尤為重視，這里大國環繞，盟友聚集，朝核問題一直是焦點問題，牽涉美國大量精力和投入，而對東南亞和南亞相對忽視。為了糾正戰略偏差，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囊括東南亞、東北亞、南亞、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等大亞太地區，但當美國聚焦東海和南海之時，朝鮮先是發射衛星，接著進行第三次核試，又把美國的視線拉回朝鮮半島，讓美國不得不揪心。

日本因其經濟實力及日美同盟才被當做大國對待。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戰略支點，但其中也潛藏著多種危險，美國管控日本很容易失衡。

美國大力強化美日同盟，日本則有恃無恐，借機戰略擴張。安倍呼吁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組成一個“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顯示強硬立場，致使中國退無可退，強硬應對，并借以震懾和安定南海。結果，釣魚島爭端逐步升級，中日戰機對峙，局勢有“走火”失控的危險。這對美國構成了戰略風險，極大地增加了“再平衡”的難度。

安倍上臺伊始，就表現出管控中日沖突的意圖。美國參議院馬上表明立場：釣魚島適用于日美安保條約，牽制中國。但是，當前美國更憂慮的是安倍內閣“傾瀉而出”的右傾政策有走火入魔的戰略風險。

安倍以強化日美同盟為基點，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力，大力伸張本國的狹隘利益；借圍堵中國之名，力圖在修憲、行使集體自衛權、歷史認識等問題上突破底線，沿著右傾化道路疾走。這些都逾越了美國的戰略底線，成為美國的戰略麻煩制造者。美國尤其不愿被日本所綁架，被強行卷入與中國的軍事沖突。2013年1月10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與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電話交談中強調，華盛頓仍然反對中日之間緊張關系的升級。華盛頓開始插手“斡旋”。同時，美國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不能容忍日本混淆二戰罪責的言行，也不能容忍由此破壞美國精心編織的東亞盟友網絡，故而只能不時地“踩剎車”，先后警告日本慎重對待釣魚島和歷史問題，甚至婉拒安倍外交首秀，一再推后其訪美行程，不斷敲打日本的右翼傾向。

實際上，戰后日美關系史就是一部美國不斷敲打不聽話的日本的歷史。究其原因，日本往往選擇口頭上完全忠于美國，心里卻打著自己的小算盤甚至想綁架美國。因此，如何防止日本走向美國愿望的反面，已經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潛在的戰略難題。

俄羅斯是亞太戰略大棋局的博弈者，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使它同時面臨東西兩個方向的戰略威脅。美國全力阻止俄羅斯促進歐亞聯盟的戰略計劃，也使俄戰略空間進一步遭到擠壓。日本的右傾動向也使俄羅斯憂慮重重。時逢普京再次踏上強國征程，實施他自己的重心向亞太轉移的戰略，開發遠東戰略的緊迫感急劇增加。而中國亟須維持北方方向的戰略穩定。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促進了中俄共同的戰略利益，加固了兩國優先發展相互關系的戰略定位，中俄戰略協作關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無疑也增加了美國戰略再平衡的難度。

過去10年間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如火如荼，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經貿網絡基本形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箭在弦上，近期東盟又倡導建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美國有一種巨大的被排擠感，企圖從戰略上扭轉頹勢，這是美國設計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但亞太再平衡戰略實施的結果，卻使亞太地緣經濟失調甚至走向分裂。首先，地緣政治嚴重沖擊地緣經濟。日益加劇的政治沖突已經對亞太經濟產生了消極影響，如果亞太地區失去經濟繁榮的未來，美國最終戰略目標也會落空；其次，美國極力推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力圖分化或取代東亞經濟體系，這將嚴重沖擊東盟努力倡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以及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但是，美國重新主導該地區經濟的戰略企圖，遭遇到一條難以超越的屏障。亞太地區的戰略結構和長期趨勢決定了該地區安全體系與經濟體系的失衡。美國有安全優勢，中國有經濟優勢。亞太相關國家“安全上靠美，經濟上倚華”，尋求與中國經濟合作的呼聲日益高漲，而中國更加注重自身經濟發展紅利的“亞太溢出效應”。這是美國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這充分說明，亞太地區的一體化發展有著強大趨勢和自身規律。美國逆勢而動，想通過再平衡戰略加以遲滯和分化，防止自身被邊緣化，注定會遭到強大反彈和“反平衡”，這樣也會導致其最終戰略目標落空。

總之，美國從安全、外交和經濟三個方面進行著它的戰略再平衡：軍事一馬當先，增加軍事部署，與亞太國家頻頻舉行軍事演習，進一步加強軍事合作，取得較大進展，但也引發對中美軍事沖突的擔心；外交上加強與域內盟友、伙伴甚至疏遠國家的關系，但只在如日本、菲律賓、越南等一部分國家獲得較為積極的響應；經濟上以遵循適合美國企業發展、美國主導的經濟規則為準則，極力撮合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以此作為其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核心要素和未來亞太格局的戰略基石，但眾多東亞國家擔心過于嚴格的規則使其國內經濟承受巨大壓力，故而反應平平，進展緩慢。這三方面明顯呈現出極大的不平衡性，無法形成最充分和最有效的戰略合力，以致軍事成分一直成為輿論的焦點，致使中美對抗論甚囂塵上，戰略偏差和失衡日趨明顯。美國面臨著各種手段和資源“再平衡”的難題。

四、對華失衡

在中國全面崛起的形勢下，美國對華戰略判斷和定位發生了重大變化，視中國為有意愿、有實力挑戰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發動了一場極具危險性的戰略競爭，對華施加戰略壓力。它采取強調“靈活性、技術和軍力投放”的新國防戰略，加強“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存在”，“加強并不斷更新美國在該地區的聯盟和伙伴關系”④，積極提高戰略攻擊能力，以構建對華戰略威懾，嚴重沖擊了中美戰略穩定。獨立記者詹姆斯·科比特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是一種針對中國的“非常過時的打造惡魔的帝國戰略”。

在可預見的期間，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正在一步一步促使中美關系失衡，發生重大變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該戰略在對華問題上嚴重失衡。它不僅排除了美國亞太戰略成功的關鍵因素——中國的合作，反而把中國視為假想敵，以此為基點來塑造亞太格局，顯然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可以預見，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全面布局，中美亞太戰略博弈由此全面拉開，使之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等于對華戰略，而是對華戰略的戰略大背景，它涵蓋了對華戰略，并把主要鋒芒指向中國。美國凱托學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賈斯廷·洛根明確指出，再平衡根本就是在針對中國。⑤但美國又很難做到“只針對中國”。美國并未下定決心要與中國直接對決，也未放棄對華兩面下注的對沖戰略。但毫無疑問的是美國對華戰略發生了位移，從接觸更多地滑向遏制與圍堵，尤其是軍事上的圍堵，從戰略層面壓迫中國。這必然使得美國對華戰略走向失衡。在中美關系的戰略不確定消除之前，中國不得不在軍事上強化“反介入”戰略，被迫采取戰略核威懾和太空威懾，以尋求中美戰略平衡的最低要求。中國擁有可靠的戰略報復能力，是壓制美國對華冒險的保障。中國剛柔并濟的戰略應對，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對沖或抵消美國戰略的“再平衡”效果，并給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帶來失衡。而且，中美力量對比的大趨勢有利于中國，連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最近發布的報告《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也預測，中國幾乎肯定將在2030年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這又加劇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失衡性。

與緊縮的世界相比，東亞經濟蓬勃發展，是最具活力的增長區。美國急需提升東亞在其對外經貿戰略中的地位，繼續擴大對該地區的出口，增加國內就業，更多分享東亞經濟增長的紅利。但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產生了三個問題：第一，面對中國的區域經濟優勢與美國的區域安全優勢并存，美國如何能做到經貿和軍事的“再平衡”？第二，美國如何“再平衡”對華關系與對其他國家關系？中國全面崛起的勢頭最猛，市場最大。更重要的是業已形成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經貿網絡，具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和戰略輻射力，第三，如果美國在亞太地區制造緊張和沖突，如何實現在該地區的“出口倍增”計劃？

美國和中國同樣知曉，雙方博弈的戰略意涵只能是通過博弈尋求一條新型的大國相處之道，如果發生全面對抗甚至戰爭肯定雙輸。美國是戰略挑釁者，要保持適度平衡更困難。美國軍售的亞洲對象國多與中國有爭端，這無疑增加了擦槍走火的機會，也增加了美國被相關國家綁架的幾率。況且，比起東海問題來，美國操控南海問題更容易失衡，不管它如何表態和慫恿，相關聲索國與中國的實力對比畢竟太懸殊，美國手里能出的牌相對少一點。說到底，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旨在利用一些東亞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懼，來加固自己的戰略地位，鉗制中國，但它又不想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或戰爭。這一充滿矛盾的戰略無疑將加劇亞太戰略格局的失衡。

美國著名學者裴敏欣清楚地意識到，對華政策是美國大戰略的關鍵，須作相應調整。他給奧巴馬對華政策支招，提出美國有必要在安全領域軟化立場，主動接觸中國，避免與中國無謂的戰略沖突，化解中日危機，美國的利益在于該地區的穩定。⑥新任美國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在任前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即將崛起和成長。中國理應這樣，美國應該對此表示歡迎。中國將成為競爭者，中國現在就是競爭者了，就像印度、巴西等國家一樣。美國實現繁榮所需要的任何東西，中國人也都需要。中國現在是大國，并將繼續作為大國存在——這沒有什么。但是美國不該因此感到畏縮，也不應擔心中國將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⑦而對于新任國務卿克里，德國《明鏡》周刊認為他不會像一把錘子，會更加謹慎。約瑟夫·奈稱，克里是個溫和派，在國際上交游廣泛，且在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方向——中國和中東，都有不錯的閱歷和人脈。

總之，在可預見的戰略趨勢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存在著不少的變數，被迫調整或遲滯勢所必然。兩位越戰老兵執掌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給人以想象的空間，他們被任命可能意味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微妙調整，但絕不是廢棄。

注釋：

①杰茜卡·馬修斯：“2013年的世界——對醞釀沖突之年的十項預測”，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2012年11月28日。

②尼克·霍普金斯：“英國被敦促將阿富汗撤軍所節省資金用于國防”，英國《衛報》網站，2012年12月31日。

③美國凱托學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賈斯廷·洛根：“對再平衡戰略進行再平衡”，美國《防務新聞》周刊網站，2013年1月14日。

④美國國防部長利昂·帕內塔：“美國轉向亞太再平衡”，西班牙《國家報》2013年1月7日。

⑤美國凱托學會外系政策研究主任賈斯廷·洛根：“對再平衡戰略進行再平衡”，美國《防務新聞》周刊網站，2013年1月14日。

⑥裴敏欣：“給奧巴馬的備忘便條——如何處理中國問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網站，2013年1月10日。

⑦阿米塔伊·埃齊奧尼：“查克·哈格爾與中國”，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