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走進過袁世碩先生課堂的學生，總會被這位耄耋之年老學者“較真”的精神所感染，“袁老師不會容許學術研究中任何一個含糊其辭的結論”。

尚未見到袁世碩先生時，記者就在腦海里勾勒出一位治學嚴謹而不茍言笑的學者形象。如約得見，在堆滿各類書籍的房間里，袁先生接受了記者的采訪。這位衣著樸實、談話間笑容可掬的老人完全打破了記者的猜想。以“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來形容袁世碩是最貼切不過了。 

以問題意識引領學術研究 

袁世碩，1929年生于山東兗州，20歲時考入山東大學，師從馮沅君教授，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會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

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60年來，袁世碩主編并撰寫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國文學史》、《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孔尚任年譜》、《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等一系列廣為學界熟知的著作。

回憶自己的學術生涯，老先生沒有向記者羅列他的各類名譽和研究著述，而是笑著說：“最近我常想，如果說我做的研究工作算是為學術界貢獻了一點成果，那么我的研究得益于什么？”

袁世碩將自己稱為“幸運”的人。上世紀50年代初他留校任教，當時的校長華崗親自為學校的年輕教師進行馬列主義培訓，在日后的古代文學研究中，他一直得益于這段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學習。

在上世紀50年代討論《紅樓夢》的熱潮中，《紅樓夢》思想基礎成為爭論的一大焦點。聯系馬克思主義理論，袁世碩認為當時流行的“農民思想說”、“市民思想說”等都有不妥之處，但“市民思想說”更為恰當。原有的“市民思想說”闡述不夠深刻，應該將《紅樓夢》所表現的市民傾向理解為具有封建社會末期產生的啟蒙主義性質，雖然作者本人對此并沒有明確意識，但客觀來看，歸根結底是經濟社會關系發展的產物。

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論述，給了袁世碩解析《紅樓夢》思想基礎一個有力的理論支撐。

也正是在那一時期，適逢國家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重視對青年教師的培養，袁世碩作為馮沅君先生的助手，也通過積極制訂計劃，在教學科研相互促進中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在備課講學中發現問題，在科研中探索解決問題的思路。”袁世碩認為，高校教師應該協調好教學與科研的關系，以教學促科研，以科研輔教學，并始終以問題意識引領學術研究。 

文學史要與文學理論互動 

今年是袁世碩從教60周年，山東大學特舉辦了慶祝儀式，國內外學界同仁和學術團體也紛紛向其表示慶賀，并充分肯定了他為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研究所作的貢獻。

如今，袁世碩仍承擔一定的教學與科研工作，關注著文學研究的新進展。他告訴記者，這段時期正在研讀新近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袁世碩略顯繁亂的書桌上，攤開的《劍橋中國文學史》頁眉上夾了密密的便簽筆記。“我個人認為這部文學史并無太大創見，從某種程度上說，它的敘述方式和內容甚至并未超過國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時的成就。”袁世碩認為，國內學術界較好的文學史著述已從作家作品分論，深化到一個時代的總體思潮、各個流派、文學發展的脈絡以及其與歷史的聯系層面，這顯然是文學史研究的深化。

談起當前文學理論的研究現狀，袁世碩認為，近年來存在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研究割裂的趨勢。“現在一些理論研究與文學實踐相脫離，一些文學理論家甚至不讀作品。”對此，袁世碩不無擔憂：“文學史要與文學理論互動。文學史研究固然需要理論，但也不是完全被動的。認識文學創作現象，認識文學發展現象也可以深化理論，并發現理論中不正確的觀點。這樣的文學藝術研究才能夠真正體現‘美學’與‘歷史’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