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中，新增了“頂級能源和能源政策”、“最佳盈利”和“獨立性最強”的類別，對智庫進行了38種類型的排名，其中除綜合、地區和國別性的比較外，還按專業領域和影響力等因素進行了分類排名。
中國智庫在分類排名中的優勢不明顯
在安全和國際事務的全球70個頂級智庫的排名中，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名列14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名列58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10倍。
在國際發展事務的全球80個頂級智庫排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位居21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15倍。
在環境事務的全球70個頂級智庫排名中，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排名30位，中國環境規劃院位居33位，香港思匯政策研究所排名44位（上年度為29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4倍。
在國內經濟政策類型的全球80個頂級智庫排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排名11位，香港經濟研究中心排名35位，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位居40位，天則經濟研究所位居43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列75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3.2倍。
在國際經濟政策類型的全球50個頂級智庫排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排名27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13倍。
在科學與技術類型全球50個頂級智庫排名中，天則經濟研究所位居38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16倍。
在能源和資源政策類型的全球20個頂級智庫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學環境、能源和資源政策中心位居17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7倍。
在優秀政策—導向研究項目類型的全球60個智庫排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名列18位，天則經濟研究所位居58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8倍。
在對公共政策影響最顯著的全球65個智庫排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位居14位，天則經濟研究所位居65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7.5倍。
在全球大學所屬40個最佳智庫排名中，清華大學的卡耐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位居12位，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名列25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6.5倍。
在政府所屬41個最佳智庫排名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位居世界銀行研究所、美國和平研究所之后，排第3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位居第7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位列第10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名列20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列26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處于38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為3個。
在全球政黨所屬30個最佳智庫的排名中，中共中央黨校名列12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為2個。
在全球年度預算500萬美元以下的20個最佳智庫排名中，天則經濟研究所位居14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為1個。
在最善于宣傳的全球75個智庫排名中，香港新力量網絡（Synergy Net）排名75位，名列其中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21倍。
中國智庫在該報告的38個類別中，分別名列于17個分類之中，占38種分類的45%。在這17個分類智庫統計中，美國名列其中的數量占據優勢。從總量上來說，中國的智庫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而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國智庫是中國智庫的4.25倍。但是，上述含有中國智庫的分類統計中，美國智庫名列其中的數量大都顯著高于兩國智庫總量之比。當然，不僅是數量問題，其中很多分類包含了質量及其影響力的指標。因此，至少從這份報告所依據的評判標準而言，中國智庫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智庫水準比較中尚不具備優勢。
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正明顯增強
在《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的38種分類排名中，中國智庫列入其中的數量共計20個，占該報告統計的中國429個智庫的0.47%。從擁有智庫量與躋身于全球智庫量的比較而言來說，可謂微乎其微。
首先，中國社會科學院分別名列6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名列2類，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名列1類，在該報告的中國智庫中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為天則經濟研究所名列6類，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名列5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列5類，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名列5類，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名列4類，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名列3類，清華大學卡耐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名列2類，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名列2類，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中國環境規劃院和中共中央黨校各名列1類。另有香港的4個智庫機構各名列1類。
總體而言，無論從全球頂級智庫的綜合排名，還是從區域頂級智庫的國別性排名，以及中國智庫進入排名的數量來看，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正在明顯增強。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地位最高、規模最大研究機構，在全球智庫中位居前列、亞洲第一，應屬實至名歸，其他隸屬于國家相關部門的研究機構躋身其中也屬勢在必然。而北大、清華所轄國際化程度較高的研究機構，以及若干開放式的民間研究機構嶄露頭角，則顯示了中國智庫組織發展的新特點。這一特點隨著我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改革，各類行業協會、專業學會、民間組織的自主性發展，對推進我國的智庫事業將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而智庫機構（組織）的科學性、規范化建設也將成為社會管理的新內容。
【核心提示】在對中國智庫的研究中，詹姆斯·G.麥甘指出了兩個因素：一是本土智庫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庫之間缺乏平行溝通與合作，導致“中國智庫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
詹姆斯·G. 麥甘主持的《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無疑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這與它對智庫評價指標體系設計比較全面不無關系。在關涉國別智庫及其作用（包括影響力）的評價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資料來源、指標衡量、價值評估、參與評價人士的國別分布和數量等方面的不足，甚至也不能排除一些參評人在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因素。但是，也必須看到其評價指標體系中各類口徑的設計，的確突出了智庫功能和作用的國際共識及其科學要素。而且，該報告的智庫評價體系逐年都在吸收同行意見并修正相關指標。
“自主性不足”、“缺乏溝通合作”的問題需客觀看待
在對中國智庫的研究中，詹姆斯·G.麥甘指出了兩個因素：一是本土智庫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庫之間缺乏平行溝通與合作，導致“中國智庫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西方智庫倡導的“獨立性”并非沒有政府、政黨、利益團體和社會組織的背景，也不是非意識形態的“去政治化”產物。西方發達國家的智庫與政府、黨派之間具有的政治“旋轉門”現象，本身就表明了智庫的政治參與和思想取向。
中國的智庫性機構大都屬于政府部門，或者財政源于政府，而純粹自籌資金的“民間智庫”為數不多。當然，這并沒有影響該報告對中國智庫數量上的統計。至于智庫之間“平行溝通與合作”的缺失問題，的確存在。這涉及研究資源的獲取渠道、研究內容的領域（或業務）區別、研究方式的組織系統和研究成果的應用范圍，以及研究平臺的社會化搭建和資源共享等。
中國智庫報告具有“內外有別”的政策性和時效性
一般來說，部門所屬的智庫性機構，主要聚焦于某個專業領域和服務于部門所屬的工作，研究成果也大都通過內部報告的形式實現其價值。這類研究報告服務于相關部門的決策過程，具有“內外有別”的政策性和時效性等特點，而非公開出版物或通過報刊、影音、網絡等媒介傳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專門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研究機構中也產出很多這類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等機構委托的研究項目。而科學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應時應需參與的講解、咨詢、研判等活動十分普遍，很多地區和部門也建立了固定的咨詢委員會等組織形式，這都屬于中國智庫發揮作用和產生影響力的范疇，只是其智力成果沒有進行社會化刊布而已。
西方等國家的智庫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會公之于眾，甚至有些成果屬于“待價而沽”地向政府提供。因此，這方面的影響力很難通過“社會影響”來衡量。況且中國智庫性研究機構中的相互交流、相互參與和共同合作的現象日益普遍。這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的體制和運作方式才能作出客觀評價。
“光有廣泛的資源、閃亮的名頭是不夠的”
從中國智庫的規模而言，有人統計中國智庫數量高達2500余個，其中民間智庫約占5%。這與麥甘報告所計入的429個中國智庫形成顯著差距。這種數量上的巨大落差，是缺乏對智庫評價標準的結果。麥甘研究小組形成的智庫評價標準達30多項，參考這些指標，逐步形成符合中國國情實際的智庫評價標準，是中國智庫建設和發展的基礎性工作。其中，從事智庫研究的專業人士、智庫運作方式、智庫產品的質量，不僅是麥甘智庫評價標準中的關鍵詞，而且也是智庫影響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智庫產品質量產生的社會影響力，“光有廣泛的資源、閃亮的名頭還是不夠的，拿出有影響力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議才是一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這大概也是被稱為“中國超級智庫”、“第一智庫”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在《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中被忽視的原因。
熱點政策報告缺乏中國智庫身影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中，關涉中國政府和民間社會關注度很高的重要專業領域分類排名中，諸如健康政策、社會政策、教育政策這類近些年來中國面對的“熱點”事務，以及最具創新性政策建議、最佳利用互聯網和社會媒體、最佳利用多媒體技術、最佳對外關系與公眾參與等類型的全球智庫排名中，均無中國智庫名列其中。有關2011—2012年發表最佳政策研究報告的全球60個智庫排名中，也沒有中國智庫的身影。
事實上，僅就中國每年公開出版發行的以“藍皮書”、“黃皮書”、“綠皮書”等為代表的廣泛覆蓋社會各領域的大量研究報告，不可謂不多。其中以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形勢與預測為代表的藍皮書不僅多年持續定期發布，而且已經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或許是由于語言文字的問題制約了國際性的傳播效果，這類研究報告未被納入衡量中國智庫成就及其影響力的參考依據。但是，也不能排除這些大量的具有政策研究取向的研究報告，存在資料、論證、規范、對策建議和時效性影響力等質量方面的缺失。
缺乏前瞻性的戰略思想是中國智庫普遍存在的問題
《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在反映中國智庫方面存在著一些不足，但是，至少在目前，它是我們知己、知彼、知天下的一面鏡鑒。因此，這份《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所展示的全球“思想企業”發展格局，對我國智庫發展具有重要啟示。
第一，智庫建設和發展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密切，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內政外交是否具有戰略眼光的重要體現。就中國目前的“智庫產品”而言，“一招一式”的應急性對策占主導，很多問題不能向前看兩步、看三步，往往不能把握現實全局或發展趨勢。缺乏前瞻性的戰略思想是中國智庫普遍存在的問題。
第二，中國的智庫雖然在數量規模上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在研究成果的多領域覆蓋性、專業化、影響力等方面的差距依然顯著。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積累的缺失，特別是資料、數據的積累和使用明顯不足。西方國家智庫具備共享的、專業的數據庫，這是發現規律、把握規律，從中提煉現實結論和預期未來走向的基礎。這也是類似沃爾瑪這種零售企業率先運用“大數據”“重新發明”零售業的成效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豐富、充實、準確和共享的資料和數據平臺，也就不可能有智庫事業的發展。
第三，智庫的影響力雖然也表現出政策解讀、時事評論等借助傳媒影響社會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作用是服務于長遠的政府決策。中國的智庫——無論是政府所屬智庫還是民間智庫，都負有共同的責任，即服務于中國的內政外交決策。隨著中國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和發展，民間智庫的空間將日益擴大，而智庫的管理、運作機制和功能發揮，已經成為迫切的重大課題。
第四，科學事業發展的根基是基礎理論研究的進步或突破，缺乏自主提煉的概念、范疇和邏輯關系構成的理論體系，就難免盲從于外來的理論工具而亦步亦趨。概念是理論的支點，中國的智庫需要體現中國特色。中國的概念、范疇及其所構成的理論闡釋，是中國智庫思想產品的基本原料。就所謂西方智庫強調的“獨立性”標準而言，國別的智庫也需要體現不同于他國的獨立性。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制度和理論成就，是中國智庫建設的思想來源和政治底氣，也是中國智庫在全球“思想企業”競爭中必須彰顯的“獨立性”。
第五，中國的智庫建設正在翻開新的一頁，各類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的智庫意識已經前所未有地增強。智庫建設只是科學事業發展中的一種功能、一種實力，而不是取代或弱化各類基礎性研究。同時，智庫建設也需要遵循機構、組織、人才、資源配置的規律。在缺乏對中國智庫評價標準的現狀下，研究麥甘研究團隊確定的資源、效用、輸出、影響力四類及其包含的幾十種指標，逐步形成中國智庫的規范和評價體系，制定中國智庫培育和發展的規劃，才能有效地推動中國智庫的建設進程。
第六，麥甘團隊的全球智庫報告不僅為我們展開了一個思想競爭的新的國際領域，而且也為中國智庫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國際經驗，對其理念、方法和評價標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中國科學事業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評價指標體系的建設和完善，也有利于中國智庫事業在服務于“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全面躋身于國際“思想企業”的交流和競爭。
目前，麥甘報告2013年全球智庫提名推薦和排名評價工作已經啟動。可以預見，將于2014年初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會體現中國智庫在全球穩中有增的新局面。中國智庫事業及其特點正在越來越多地為這一評價體系所認知，它得益于國際性智庫研究的交流，也得益于更多的中國科學機構和專業人士參與到這份報告的推薦和評價過程。而對中國而言，實至名歸的智庫建設事業可謂方興未艾、任重道遠。
（作者：郝時遠，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學部委員、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