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三十年高增長，論貢獻出口居功至偉；然而面對今天巨額的外匯儲備，不少人對政府以往鼓勵出口的政策提出了質疑。其實這質疑并非始于今日，早在 1997年外匯儲備不足1400億美元時就有過爭論。而今天外匯儲備3.3萬億美元，相當于國內一年40%的GDP，學界對出口有非議也就可想而知了。

政府為何鼓勵出口？驟然聽是淺問題，然而似淺實深。從淺的方面答，拉動經濟有三駕馬車，而出口是其一。這是說，擴大出口可帶動經濟增長保就業。列寧曾說發達國家輸出商品是為了轉嫁國內過剩，這分析是對的。國內需求不足當然要從國外找市場，不然產品積壓失業會增多。中國亦如是，生產過剩也得出口。可見，保就業是擴大出口的重要原因。

這是淺的方面，從深的方面看呢？經濟學說，出口的初始動機并非轉移過剩，而是分享國際分工的利益。的確是這樣。試想一下，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為何要鼓勵出口？是因為經濟過剩么？顯然不是。恰恰相反，那時物質非常匱乏，出口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創匯增加進口。說白了，政府是希望通過對外貿易享受國際分工的好處。這么說，行外的朋友未必能明白，讓我做點解釋吧。

先從國內貿易說起。亞當 斯密當年寫《國富論》是從分工下筆，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有個重要觀點：認為（產業）分工是由絕對成本（優勢）決定。比如我和你，我種糧的成本比你低，織布的成本卻比你高；而你呢，種糧的成本比我高，織布的成本卻比我低。這樣比較起來，我的絕對優勢是種糧，你的絕對優勢是織布。斯密說，只要按各自絕對優勢分工，我種糧你織布，然后彼此用糧與布交換，雙方皆可節省成本。

后來李嘉圖對斯密作了拓展，指出決定分工的不只是絕對成本，還有比較成本。不過那只是成本比較的參照不同，這里不細說。要提的是，無論斯密還是李嘉圖，他們講分工都有個前提，那就是交換。若無交換，即便存在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也不可能有分工。還是舉前面的例子，我專種糧而你專織布，但若我不能用糧食換你的布或者你不能用布換我的糧食，不能互通有無，我和你怎可能分工呢？

請注意，這例子暗含著一個重要推論：即商家生產商品是為了賣（滿足別人的需求），而賣的目的則是為了買（滿足自己的需求）。簡言之，是“為買而賣”。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對商家來講不賣就無法買，不買也就無需賣。事實確亦如此，在早期物物交換中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只是由于貨幣的出現，商家這種“為買而賣”的動機才漸漸被漠視了。

或許有人問，現實中很多商家賣了之后并沒買，怎可說是“為買而賣”呢？不錯，生活中是有這種現象，有人賣后并不馬上買，而是將換來的貨幣存進了銀行。不過，這現象也并未改變商家“為買而賣”的動機。商家選擇儲蓄獲利息，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更多地買。也就是說，儲蓄只是購買的延遲而非購買的放棄。

回頭再說出口。往深處想，國際貿易其實與國內貿易無異，出口也是為了進口。這推斷我認為不會錯，要不然你告訴我，一個國家若不想進口那出口的目的是什么？經濟學講參與國際貿易可享受國際分工的利益，是說你出口自己生產率高的產品而進口對方生產率高的產品可以雙贏。若你只出口不進口，別人享受了你價廉物美的商品，而你卻不去分享他國高生產率的利益，若這樣你豈不是賠本賺吆喝？

這正是當下中國的難題。不管怎么說，外儲過多一定是外貿“出多進少”的結果。不過，此局面的形成并非我們不進口，政府曾多次表態要進口，可我們想進口人家不肯賣。問題就在這里，既然人家不賣，那我們還有何必要用政策優惠鼓勵出口呢？經驗說，一國外儲能應付半年進口足夠，而3.3萬億明顯多了，出口政策不變將來會更多。

由此看，我們的政策的確應該調，而且刻不容緩。可眼下不少人擔心，認為這樣做會增加國內失業。不敢說沒這種可能，但也未必一定如此。事實上，目前我們的出口商品并不全是“過剩產品”，國內也有潛在需求，只是老百姓沒錢買而已。若能少出口而增加國內供應，物價必降；再設若能大幅提高城鄉居民收入，近14億人口何患沒內需。

我說過，中國經濟躍升全球第二后，未來出口會阻力重重。未雨綢繆，我們不妨重點擴內需。擴內需當然不是不出口，出口還得出，但不必再刻意創外匯。要知道，外儲不過是人家買我們商品后給打的借條，不用于進口就是一堆“紙”。明知想買的商品人家不賣，我們要那么多“紙”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