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的開放性、交互性、匿名性，很容易使極少數網民突破理性、客觀、守法的底線，成為網絡暴力言論的發布者或傳播者。網絡暴力言論是社會暴力思維在網絡空間的延續，對社會公共秩序、公民合法權益等都有著潛在的危害。在發達國家，盡管號稱“言論自由”受到完全保護，但在網絡上散播暴力言論并不在受保護之列。近日，據德國《焦點》周刊報道，德國下薩克森州（Ni-edersachsen）警察局依法拘捕了一名在網絡聊天室中吹噓“有一把槍，要殺死每個人”的青年，盡管該青年事后稱當時僅是一句玩笑話，但仍被判監禁并罰款。近兩年來，德國已處罰了60多起類似案件。事實一再證明，放任自流、不受約束的網絡不僅充滿風險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近年來，各國政府都在探索契合國情的網絡內容治理路徑，發達國家的一些成熟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健全專項法制，注重依法治理。暴力言論破壞網絡生態、顛覆公德良序，首要舉措是從立法層面予以約束。1997年 6月，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世界上首部全面規范Internet的法律——《多媒體法》（德文簡稱IUKDG），該法目的在于保護用戶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以專門篇幅對網絡服務商的責任、義務作出具體規定，還要求服務商不得鏈接或在搜索引擎中出現法律禁止的不良信息，違者最高罰款1.5萬歐元。美國與網絡不良信息治理相關的法律包括《聯邦禁止利用計算機犯罪法》《計算機安全法》《域名注冊規則》等。為對上網青少年進行保護，美國2000年底通過的《兒童互聯網保護法》規定，公共圖書館都必須為聯網計算機安裝信息過濾系統，否則圖書館將無法獲得政府提供的技術補貼。2010年，美國又通過了《將保護網絡作為國家資產法案》，授權聯邦政府在實施緊急狀態的情況下關閉互聯網。2005年，韓國接連發生一系列網絡暴力事件，促使韓國國會2006年底通過了《促進使用信息通信網絡及信息保護關聯法》，該法規定各主要網站在網民留言前必須對其身份信息進行記錄，此外，網站如不主動屏蔽有關暴力、違法和涉嫌詆毀他人的文章和影像等，將要對因此而導致的后果負法律責任。

創新技術手段，過濾不良信息。自美國“9 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來，各國政府都將出現于公共場合、可能被理解為帶有威脅公共安全意味的信息，視為潛在危險要素進行嚴肅處理。近期，雖然受美國“斯諾登監控丑聞”影響，人們對政府過度監控網絡表示反感，但鑒于日益猖獗的網絡暴力言論，會增添整個社會的緊張氣氛，因而人們對政府監控和清理網絡暴力言論的舉措表示了理解。據《環球時報》介紹，保守估計，全球幾乎八成以上的國家在加強對網絡鼓吹暴力等言論的監控。在日本，人們將鼓吹暴力的網絡言論稱為“網絡犯罪預告言論”。在2008年日本“秋葉原殺人事件”后，盡管輿論對身處社會底層的罪犯有不同看法，但日本公眾幾乎都同意對“網絡犯罪預告”進行即時監控和嚴厲懲處。為此，日本警視廳專門委托軟件公司開發了能自動收集“網絡犯罪預告”言論的軟件。法國重視減少網絡暴力信息對青少年的危害，在政府干預下，網絡服務商有義務向用戶推薦“家長監督器”等青少年上網保護軟件，這類軟件可阻止網絡不良信息對青少年的傷害。美國很多商業網站都與聯邦政府密切合作，并使用針對不良信息的過濾器。例如，SurfControl公司推出的“網絡巡邏”（CyberPatrol）軟件是美國過濾工具的典型代表，近年來一直在為網絡暴力言論在內的不良信息治理提供解決方案，相關網站的編輯在刪除任何有關褻瀆種族、民族、宗教和人身攻擊的言論時“從不手軟”。

明確責任部門，履行管理職能。早在1992年7月，韓國就成立了信息道德委員會；目前，韓國管理互聯網內容的專門機構是隸屬于信息和通信部的互聯網安全委員會（InternetSafetyCommission，KIS-COM），該委員會的主要目標就包括阻止有害信息在互聯網和移動網絡上的流通，促進健康的網絡文化發展。KISCOM的審查范圍包括BBS、聊天室，以及其他“侵害公眾道德的公共領域”、可能“傷害國家主權”和“傷害青少年感情、價值判斷能力的有害信息”。在德國，聯邦內政部總體負責網絡監管，其直屬的聯邦刑警局下設機構“數據網絡無嫌疑調查中心”，承擔國內俗稱的“網絡警察”的職能。他們無需根據具體的嫌疑指控，有權 24小時不間斷地跟蹤和分析網絡信息，以發現可疑的違法行為。目前，德國已有 16個州設立了“網絡警察”或類似監管機構。2004年，希臘成立了網絡犯罪部，專門負責處理和互聯網相關的犯罪行為，一旦發現涉及國家安全、欺詐犯罪的暴力信息，馬上就會向法庭申請專門的搜查令，逮捕涉案人。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對不良信息治理負有重要責任，不僅如此，日本還積極號召民間機構和社會團體也加入到治理網絡不良信息的行動中來。2005年4月，日本成立了隸屬于信息技術安全局的“國家信息安全中心”，加強對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

推行網絡實名，喚醒公民責任。盡管推行網絡實名制在世界范圍內仍存爭議，但實施實名制對于減少網絡暴力言論傳播以及減少由此引發的網絡暴力等方面的作用卻不容忽視。作為互聯網普及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韓國也一直深受網絡暴力言論之害，發生過多起轟動社會的網絡暴力事件，例如著名女星崔真實因網絡暴力上吊自殺、“狗屎女”遭網民“人肉搜索”精神失常、8歲“小鳥叔”黃珉宇被惡意攻擊導致抑郁等。類似事件的涌現，引發韓國社會對網絡倫理和網絡暴力的熱議和反思，推行實名制在社會上逐漸形成共識。2007年，美國密蘇里州審理了全球網絡暴力“第一案”，在網上以暴力言論侮辱他人致死的主犯被判處3年監禁。正是為了應對這類匿名行為帶來的傷害，《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以及其他一些美國媒體一度考慮要求評論者先注冊，提供一定個人信息后再發表評論。但這也引發了美國社會關于“侵犯個人隱私”“限制言論自由”等的爭論，這一措施的推行也幾乎擱淺。因此，美國暫未對網絡實名作出強制規定，網絡“實名”還是“匿名”仍作為網站經營者的自由。但實際上，美國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站“臉譜”和互聯網“大牌”谷歌推出的“Google+”社交服務，都是實名制的實行者。

引導行業自律，突出源頭治理。鑒于網絡的開放性和虛擬性，使得行業自律成為目前各國政府治理網絡暴力言論的普遍做法。發達國家的互聯網企業多在政府引導下，建立起行業自律組織，通過制定行業規范、處理社會投訴、進行宣傳教育等路徑，在維護網絡內容健康和保護公眾利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例如，英國對互聯網內容進行管理時貫徹的就是一種“監督而非監控”的理念，通過網絡觀察基金會（InternetWatchFoundation，IWF）與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nternetServicePro-vider，ISP）協會的合作，共同發表了題為《安全網絡：分級、檢舉、責任》的文件，并以此作為行業自律的基礎，鼓勵業界建立道德及分級標準，便于公眾知曉規避不良信息的方法。再如，法國相繼成立了“互聯網監護會”和“互聯網用戶協會”等組織，以及法國唯一的負責自我調節和協調的獨立機構“互聯網理事會”。德國也設立有“國際性內容自我規范網絡組織”以確保網絡內容的健康，尤其是對于未成年使用者。日本的行業自律體系更顯完善，Internet行業制定了一系列行業規范，如《網絡事業者倫理準則》，強調行業自律與法治相結合，使網絡經營者的自律成為解決網絡問題的重要渠道。

綜上所述，網絡雖然是虛擬空間，但并不是任意放縱的天堂。無論在何種制度空間，摒棄網絡暴力言論都是社會正常運轉的需要。治理網絡暴力言論不僅是凈化網絡空間的一種文化現象，更是政府加強社會管理、促進和諧穩定的一種行政職能。然而，這項工作顯然不只是政府的“獨角戲”，它與社會各界息息相關，需要各方力量的齊抓共治。各級政府應吸收國外成功經驗，從社會全局統籌謀劃，探索建立“以立法為保障、技術手段為主導、行業自律為支撐、網絡素養教育為基礎、國際合作為輔助”的綜合治理模式，確保網絡空間的和諧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