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1500年前后至今，先后誕生了 9個崛起的世界性大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它們崛起的要素各不相同，但有一個規律性的通則，即沒有一個國家的崛起是建立在民族分裂的基礎上的。可見，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是世界大國崛起的重要基石。毫無疑問，民族團結是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問題，民族工作可能比其他工作更需要注重細節，但在一些具體事情上我們到目前做得還不夠理想。

“中國民族問題”核心詞匯的翻譯

在政治實踐中，表述或修辭的作用不可低估，對事務的表述包含著實踐性的政治智慧。目前，在一定意義上，“中國民族問題”中核心詞匯的翻譯導致我們在國際語境中比較困難。

第一，如何翻譯“中國”，即Chinese的翻譯。Chinese可以翻譯成“中國人”，也常常被人翻譯成“漢族”，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例如，國內高校的中文系往往成為漢語言文學專業（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的代名詞，給人的誤區是中文等同于漢語。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共設有4個本科專業：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漢 語 語 言 學（ChineseLinguis-tics）、古典文獻學（StudyofChineseClas-sicsandArchives）、應用語言學（AppliedLinguistics：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其中的問題是，將漢語（Chinese）等同于中文（Chinese），顯然不對。中文應是中國語言文學的縮寫，是56個民族共同智慧的結晶。因此，建議漢族就用“Han”或“HanChinese”，而Chinese是代表由漢藏回等56個成員共同組成的中華民族整體，即“中國人”。

第二，如何翻譯“民族”。如果把中華民族翻譯成Nation，把56個民族翻譯成Nationality，這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困擾。因為，Nationality在英文語境中常常表示“國籍”（如“MultipleNationality”可譯為“多重國籍”），在西方人看來任何一個Nationality，本來就該獨立建國。同樣，將“地方民族主義”翻譯成英文 RegionalNationalism，同樣會造成極大的誤導，會有人誤以為相關地區出現了民族獨立的問題。目前，國內對少數民族的翻譯基本上是“五花八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StateEthnicAffairsCommission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央民族大學（MinzuUniversityofChina）；北方民族 大 學（BeifangUniversityofNationali-ties）；西藏民族學院（Tibe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大連民族學院（DalianNa-tionalitiesUniversity），等等。

上述翻譯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民族翻譯的不統一，不利于建立統一的民族意識，不利于對外準確描述中國的民族事務。此外，在谷歌上搜索 NationalityUniversity，

基本全是中國的；國外只有NationalUniver-sity。

因此，建議“中華民族就用Nation，五十六民族用漢語拼音Minzu”。類似的問題如把“中國龍”譯成“Chinesedragon”，無論怎么解釋，西方人都會把它看作是“邪惡、丑陋的化身”。所以，不如直接用漢語拼音，即“ChineseLong”，以突出中西差異，讓他們自己去理解，時間長了，這個話語就形成了。不過，用“Long”來翻譯龍容易引起歧義，即“長”。這個問題翻譯界早有熱論，類似的還有“宋朝”，譯成“SongDynasty”容易導致西方受眾尤其是英語受眾的困擾，可能會誤以為這個時代詩歌繁盛，所以為名。可以用音譯變音 的 方 法解 決，比 如 龍 可 以 譯 成“Loong”，宋譯成“Sung”。

第三，如何使用“問題”。西方人把不同的“問題”用不同的單詞進行表述，如表示“領域”的Issue、表示“疑問”的Question、表示“棘手的事情、麻煩”的Problem。但在中國，我們只用一個詞表述——“問題”。今天，我們在很多場合都談論“民族問題”，三個層面的意義往往最后都偏轉到了“麻煩”語意上，這有可能造成“中國民族關系真的出事了”的錯覺，久而久之，“民族問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因此，建議慎用、慎談“民族問題”四個字，或用其他不帶有負面導向意味（如民族事務、民族關系等）的表述方法。所以說術語翻譯看似簡單，但卻是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問題。

珞巴族不是中國人口最少的少數民族

此外，還有一些低級的錯誤也是出自我們自己之手，如“中國人口最少的少數民族——珞巴族”。主要負責對外傳播任務的中國網，在中國少數民族介紹中如此描述“雅魯藏布江峽谷的獵人——珞巴族”：珞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區東南部的洛渝地區及相鄰的察隅、墨脫、朗縣、米林、隆子等縣。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珞巴族人口為2965人，為國家重點扶持的人口較少民族之一。

但事實上，珞巴族絕對不是中國人口最少的少數民族。據1980年代初國家民委編寫的出版物，珞巴族人口數量已超過30萬，根據人口自然增長情況，目前總人口約60萬。其中處于我國實際控制區內僅有2300余人，其余處在印占區。但如果說印占區是爭議地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那么這一領土上的世居的人口自然而然也是中國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承認珞巴族是中國人數最少的少數民族，那么就等于承認近60萬珞巴人不是中國人，他們所生活的藏南地區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相同的錯誤表述如：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話說西藏》1999年7月播出《大山深處有人家——訪珞巴族老人達登》，“西藏不僅是藏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同時也是門巴、珞巴、回族、僜人、夏爾巴人等眾多少數民族的家園。居住在中國的珞巴人目前約有2300人，是中國人數最少的少數民族，他們主要居住在西藏自治區的東南部。”這樣的錯誤極不應該，應該盡快“糾錯”。

超越“援助與感恩”式的傳統思路

在致力于經濟一體的時候，要超越“援助與感恩”式的傳統思路，否則善意也會導致反感。我們往往將加強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發展所提供的必要的資金、物資、技術人員等，稱之為“援助”，并把一些建設項目稱之為“援建項目”，把一些人員稱之為‘援建人員’，可能并不是一個恰當的稱謂。因為，每個人或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尊嚴，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處在相對優勢地位的漢族，一定要特別注意對其他兄弟民族的尊重。這種尊重并不只是口頭表示或需要做出什么姿態，而需要用自己的心去體驗，要設身處地站到對方的角度上去體會對方的心情。“援助與感恩”模式會觸及少數民族同胞的自尊心。一個國家內的兄弟姐妹之間，只有雙向互助，沒有單向的“援助”，只有大家的心息相通，不需要再三地強調“感恩”。事實上，感情交流是雙向的，經濟一體也是雙向的。筆者在青海玉樹地震后去了災區，玉樹的干部群眾常說的一句話是，“他們知道感恩，感謝全國人民對玉樹的掛念與關心”，但筆者認為，我們也要對玉樹這樣的民族地區“心存感激”，因為，他們寧可犧牲自己的經濟發展，也要守衛這片“凈土”，他們不愿讓可可西里保護區、三江源頭的生態環境受到任何破壞。

完善中國民族事務的話語敘述

完善中國民族事務的話語表述，需要用現代性話語表述中國民族事務，需要用正面話語引導中國民族關系，需要通過媒體等多種渠道展現中國民族進步，具體內容包括：

第一，需要用現代性話語表述中國民族事務。首先，要擺脫歷史依賴。中國是擁有5000年不間斷歷史的文明古國，眾多民族在漫長的歲月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遺產。所以，我們的話語敘述對歷史有著強烈的依賴性，但是國際關系是很健忘的，國際社會往往關注一個國家正在做什么，而不是歷史上做過什么。2010年，筆者在科索沃訪問時遇到一位美國外交官，他說：“科索沃已經獨立兩年，不論其獨立理由是否充分，但獨立的科索沃已經成為現實。中國是一個大國，要承認這個國際事實，而不是不負責任的‘視而不見’。”我對他說：“我不跟你講元朝、明朝，只講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西藏、新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一個全球公認的事實，為什么有些美國人還在否認這個事實，如此是不是真正的不負責任。”聽后，這位美國外交官啞口無言。因此，我們要擺脫歷史依賴，從現實中找尋“麻煩制造者”的軟肋，用他的話語來封他的嘴。其次，要注意話語敘述的針對性問題。例如，我們在國外對待達賴是從反分裂、維護主權這個角度應對的，而達賴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西藏的民族宗教問題、文化保護問題、人權問題等，導致我們的應對缺乏針對性。此外，達賴在國外的活動主要依靠公民社會，而我們靠的是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效果自然不夠理想。所以，我們的話語對象和交流平臺不僅要針對國際社會的各國政府、知識精英，也要針對國際社會的普通民眾、一般受眾。

第二，需要用正面話語引導中國民族關系。話語塑造的關鍵是通過積極的話語引導民族關系。例如，在中國，我們常描述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后，有一種新的表述是“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就表達的效果而言，前一種描述強調“合二為一”，后一種則突出了“類型顯著性”，即在強調兩者不同特性的基礎上呼吁要“顧全大局”。顯然，前一種表述是積極的話語引導，后一種表述則未必產生好的效果。當然，最好的話語描述是“不分你我”。此外，在中國民族關系的學術研究中，不要總是用“國家分裂”等負面詞匯與其搭配。因為，如此的分析可能會遭遇“皮格馬利翁效應”（PygmalionEffect），這一效應的內涵就是：如果我們把對某民族的強烈負面預期作為環境信息傳達給對方，就會影響對方的行為，從而導致這種預期變成現實。負面語境或情境過多，民族主義情緒便得以提升或動員，而恐懼會導致非理性的行為選擇。在技術環節中，我們不要總是在外交等國際場合讓別國領導人鄭重承諾：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承認某某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必須公開表態不支持某某民族的分裂主義運動。基本的邏輯是：“如果領土是自己的，干嘛總是要求別人承認”，我們要有自信；另一方面，對別人反復提“鬧心的事”，會提醒國際社會這是中國的軟肋，甚至會有人就此“要挾”。

第三，需要通過媒體等多種渠道展現中國民族進步。在我國，新聞報道、電影電視節目、書籍等媒介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關涉很少（即使有往往也是自焚、恐怖事件等負面內容），因為題材太過敏感，所以能不涉及就不涉及了。其結果是，大家對民族地區存在諸多誤解甚至擔憂，擔心民族地區的社會治安不好、民族之間的關系緊張……可見，媒體對民族事務的報道缺位，導致人們內心的疏離，當主流媒體、正面報道缺位時，謠言、小道消息就會四起。因此，媒體要多介紹祖國的邊疆地區，加強全國人民對邊疆地區的了解，了解少就會不重視、就會有偏見。

最后，要加強對中國民族事務的前瞻性研究。目前，學術研究的嚴峻工作是，如何建立各民族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即通過共同價值來凝聚全體中國人。簡而言之，中華民族的偉大，在于她不僅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共同體，更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價值共同體。只有抱著“尊重細節、投入感情，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態度，才能把中國的民族關系維持在健康的軌道上，這也是中國在21世紀和平崛起的軟實力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