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對外開放的環境來看，一方面，ＷＴＯ形成的全球貿易規則和秩序，并沒有規范住雙反調查和肆意開征懲罰性關稅這樣濫用ＷＴＯ條款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非關稅貿易壁壘日益興盛；各大國之間展開貨幣戰，逼迫對方貨幣升值，以此弱化對方的貿易競爭力，并使對方外幣和以美元計價的債券、股票等資產遭受貶值損失。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增長低迷，對外需求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中國由于勞動力報酬上升、人民幣升值和生態環境標準提高，其傳統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減弱，正在被東南亞等其他地區的出口所逐步替代。在這種局面下，是否意味著未來中國通過出口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沒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國出口很可能要在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新機制的環境中開拓空間，使經濟增長在進出口方面獲得新動力。目前，中國正與28個國家和地區談判建設15個自貿區，其中已簽署10個自貿協定。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的分析，在東北亞范圍內，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正收益比任何雙邊自貿區都大，中日韓三國ＧＤＰ將分別增長1．63％、0．23％和1．84％。我認為，應當積極開展多邊和雙邊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包括與美國談判雙邊自由投資協定，并與更多國家和地區形成自由貿易格局，在新的對外貿易投資格局和環境中尋求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

其次，出口轉型升級和更高層次的“走出去”，是中國對外開放中另一個新的增長動力。從出口的升級看，一是建立自己的技術品牌銷售體系。中國制造需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培育中國制造的全球知名品牌；各門類產品生產和出口銷售，應當建立行業協會，進行出口價格協調機制，遏制多頭競爭；需要建立全球批發、出口和各地區代理，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體的商業網絡，掌握銷售的主動權，控制銷售環節的利益漏損流失。二是促進大規模和集成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在嚴格知識產權和技術保密約定、防止核不擴散的契約保證等前提下，中國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應當推動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集成技術的高鐵、衛星、ＡＰ1400核電、移動通信、大飛機、衛星定位、大型計算機系統、大型水火電站等技術密集、銷售額大、附加值高的項目的出口，并且使之設計、技術、工程建設、培訓、后續服務等成套和連續化。三是鼓勵中國投資走出去，既要中小微投資者走出國門，投資和開辦餐飲、加油站、超市、旅店等，更要培育和促進企業走出去，做大做強，發展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特別是不受國際規則限制的民營大型和特大型跨國公司。在全球視野和格局中，改變過去的最終產品出口為一部分中間產品出口，在生產地組裝并銷售，從而消化國內產能，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調整和提升中國的產業結構，并在全球經濟空間中、與吸收投資國的合作共贏中，通過國外制造服務、貿易和資金的國際流動，獲得國民收入的凈流入利益。出口升級的戰略意義在于，減少中國資源和環境的消耗，弱化勞動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以出口質量換取出口數量，以技術品牌商業網絡的高出口競爭力替換低端制造產品規模出口的弱競爭力，以出口和走出去方式的轉型，獲得中國經濟增長抗衰退力和新的拉動力。

再次，從人民幣國際化中尋求增長的新動力。目前的世界經濟貨幣體系格局里，中國人民幣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中，而且承受著各主權國家國際貨幣競爭造成國家利益的巨大損失。一是鑄幣收益和結算等損失。2012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38670億美元，以少于美國僅15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務進出口總額4710億美元，是全球服務貿易第三大國。2012年中國實際吸收使用外資金額1117億美元，規模僅次于美國，排全球第二位，而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772億美元，排全球第三位。這樣一個貿易和投資規模中，假定需要10％的流通中貨幣周轉，其中如果有一半由人民幣形式結算和支付，則人民幣鑄幣利益就在2263億美元，折現價人民幣近14000億元之巨，考慮人民幣升值因素，規模就更大。這幾乎是沒有得到鑄幣利益。二是貨幣戰中，人民幣處在被動挨打的境地，損失巨大。由于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是國際貨幣，通過向全世界濫發貨幣，不僅獲得向全球發行的鑄幣收益，而且為了平衡貿易，增強其出口競爭力，并在其經濟不景氣時，向全球貨幣體系注水，從而在自己較低物價水平格局下，將通貨膨脹壓力轉嫁給其他國家，如中國在內的非國際貨幣和貨幣國際化程度低的國家，轉移和獲取這些國家的財富。從1994年匯率改革，到2012年人民幣升值，外匯儲備資產貶值損失就高達25000億元人民幣左右。三是向世界發行貨幣的國家在向世界資金市場借債時，由于具備本幣直接結算和發行權作為基礎，融資成本很低；而且，這些國家可以用向世界貨幣體系注水的辦法，合理地賴掉對中國等債權國的一部分債務，變成本國的國家凈利益。中國由于人民幣是非國際性貨幣，沒有這種低成本融資優勢，也抵御和抗衡不了其他國際性貨幣的這種注水性蠶食。四是世界貨幣發行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往往左右中國等非國際貨幣國家的經濟形勢及其財政和貨幣政策。比如，美國為了拉動增長，可以將量化寬松發行貨幣的負作用，轉嫁給全世界，特別是貿易和投資額很大的中國；而中國為了保增長，量化寬松導致國內被動發行的貨幣就只能在本國經濟體系內運行，通脹后果只能轉嫁給國內，使得消費物價和房價暴漲；同時在國際上，包括中美關于協調貨幣政策的談判中，還有苦說不出。

因此，我認為，在估計和設計防范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各類風險的同時，需要允許一些小的可承受的風險和代價，來換取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巨大利益，避免人民幣國際化采取守勢和慢勢造成更大的損失。需要指出的是，支撐美國經濟動力和抗衡經濟衰退的三大要素：一是高科技，二是有活力的體制，三是向全世界發行其具有國際結算支付儲備地位的美元。我估算，如果人民幣國際化，由于發行利益、結算交易融資等成本降低、抗衡貶值損失、宏觀經濟政策話語主動等，所帶來的國民經濟支撐增長和托起衰退的速度，在1個百分點左右。

我覺得，尋求經濟新增長極的著眼點在于：微觀供給創造層面，鼓勵創業和發展小微企業，增加就業，從政府主導的經濟動力，轉向調動全體人民普遍的小微創業和充分就業的活力和動力；從改善微觀供給的方式，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業率，減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比例，在促進人民富裕的基礎上，積極地改善居民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良性地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平衡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真正轉向消費主導拉動的經濟增長。對外開放方面，仍然是以改善國內出口供給結構、質量和水平的思路，去適應和競爭國際市場，培育國民經濟增長的出口和投資等支撐能力。而從國際貨幣領域看，各國國民經濟損失和收益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應當將人民幣國際化看成是避免巨額損失、爭取全球利益的手段，使之形成抵御經濟衰退和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如果將上述幾個方面的新增長動力點看準和把握好，中國經濟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長15年，完全有可能。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