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3年8月1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京召開題為“增長•轉型•改革”改革形勢分析會。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林兆木，及來自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等機構的官員、學者出席會議。會議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遲福林院長主持。

會議重點就當前經濟形勢、經濟轉型相關問題及改革的重點任務等進行了討論。以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的發言實錄：

關于增長、轉型、改革我簡要講三句話：

第一，增長應重在質量效益。不能一談增長就分析GDP增長百分之幾，似乎今后10年、20年平均達到7~8%就樂觀，7%以下就悲觀。能不能把分析重點放到質量效益上來？投資效益怎么樣？資源約束怎么樣？能源效率怎么樣，生態環境怎么樣？GDP增長后財富分配又怎么樣？經濟學講投入產出，不能只分析產出，投入再大在所不惜。低效益、重污染的高增長率究竟有多大意義？10%也好，14%也好，如果增量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低效益、高能耗、重污染以及大量過剩產能堆積出來的，值得那么驕傲嗎？欠賬終究是要還的。現在我們面臨的不是30年前人均200美元時物質財富極度貧乏的問題，那時提出GDP翻番，社會各界都贊成，GDP增長壓倒一切好像順理成章。30年后，必須正視高速發展付出的過高成本，到了發展方式必須轉型的階段了。新階段評價增長，應當把質量效益放在第一位，不應再把增長速度放在第一位。

一些同志很擔心提出7%的保底后，各地又有了加大投資的理由。我認為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最近媒體報道，有的市縣以今年保底為政治動員，開展招商引資“百日競賽”、“百日沖刺”、“百日攻堅”行動，四大班子確保三分之一以上時間、經濟部門確保二分之一以上時間用來招商引資，并將招商引資指標分解下達，與干部政績考核掛鉤。這些地方保的底不一定是7%，有的是12%，有的是14%。這是在復制前階段的增長模式，重蹈覆轍。前些年說8%的增長速度才能保就業，現在降了一個百分點，說7%才能保就業。我多次寫文章論證這不是什么經濟規律，只是我國近20年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寫，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我們實際選擇了一條就業彈性極低的發展方式。中央提出的“十二五”時期的工作主線恰恰是要轉變這種發展方式，不能拿過去的經驗數據來推導未來。

第二，轉型要堅持市場導向。轉型的關鍵是調整結構，包括城鄉結構、投資消費結構、三次產業結構、內貿外貿結構等等。轉型還要求我們從低勞動力成本競爭逐步轉向科技創新發展。這些重大的結構調整都要遵循市場法則，當然也要有政府的監管和調控。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在經濟方面，尤其在微觀經濟領域干預過多了。前些天我到中部一個縣，縣里看煤炭銷售不好，決定每個煤礦企業至少投資幾千萬辦陶瓷廠。我問民營企業家，你們也要轉型辦陶瓷廠嗎？回答是治安、衛生、消防、稅務等都在政府手里，不聽不行。這樣靠行政命令調整產業結構也許當年效益還可以，但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嗎？何況還有剛才說的，層層分解投資指標、招商引資指標，黨政工團甚至民主黨派齊動員落實各類經濟指標，根本不可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審批是必要的，要嚴格把住生態環境關、能源消耗關，其他的可以放開一些，給市場一個自我調整的空間。鋼鐵至少調控了10年，行政審批管住了嗎？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都沒審批住。為了保自己的GDP，地方政府很愿意有大項目投入而不愿意有落后產能退出，一些污染企業就是當地的 “一把手”工程，環保局長不敢過問。

從低勞動力成本競爭轉向科技創新發展，也不是政府可以包辦的。政府應當引導，但始終要明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企業在市場第一線，企業家必須高度關注創新投入與創新產出是否合理。我們現在許多政策不是引導企業創新，而是引導企業去尋找所謂“政策洼地”。五花八門的各類大小區域規劃都在打造“政策洼地”。審計署去年審計54個縣，53個違規出臺了招商引資政策，讓利近30億元。全國2000多個縣情況如何？在這種政策環境中，企業家與其靠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在平等競爭中獲勝，還不如靠“政策洼地”獲取額外利潤來得更便捷。

所以談轉型，要堅持市場導向，要轉變政府職能。尤其是多年來形成的地方政府GDP競爭，到了根本轉變的時候。不扭轉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轉變發展方式”可能就是寫在中央文件中的6個字。關于這個問題，需要補充一句，正如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一位副主任所說，地方政府普遍出現公司化傾向，中央政府是負有主要責任的。

第三，改革須觸動利益格局。社會各界對改革的議論很多，有的觀點大相徑庭，但利益格局不同，改革難以推進是大家公認的。調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首當其沖。調整上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中央與地方利益格局，財稅改革無法回避，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職能如何確定？有學者提出地方政府多年來已經形成了政府與公司兼顧的特殊利益，而這種利益驅動帶來的地方GDP競爭為經濟超速發展做出了貢獻，要從正面肯定這一利益格局，形成中央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三維市場經濟體制”。一些大牌經濟學家說這是理論創新，我思考再三，認為還不如說這是違反常識。現有的地方利益格局大大加劇了產能過剩，加劇了生態破壞，提供了無限廣闊的權錢交易空間，制度性腐敗越演越烈。現階段調整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格局，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樣簡單向地方放權，搞不好，地方擴了權，更有利于他們盲目上項目，增加過剩產能。首先要劃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社會、企業各自的職能。政府要把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企業。今年出臺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逐步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強化行業自律，使其真正成為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主體，并逐步改變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真正落實這一方案難度不小，但這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利益格局調整的前提之一。

再一個需要觸動的是行政性壟斷行業既得利益格局。2012年，國企上繳紅利只占稅后利潤的11%左右，其中相當一部分還返還了。按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約為稅后利潤的30~40%，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的盈利普遍高于一般上市公司，英國國有企業上繳70~80%。我們當年“放水養魚”很有道理，但不能搞成尾大不掉，讓國企，特別是國有行政性壟斷行業食利自肥，他們的職工工資福利遠高于競爭性企業，他們的高管比照華爾街私人老板拿年薪，兼有實際上難以約束的職務消費。這個問題提出來至少15年了，結果行業差距、高管與普通職工收入差距反而越來越大，是道理講不明白嗎？是利益格局固化阻礙改革。還有養老保險雙軌制，我1996年開始寫文章分析雙軌制的弊端，提出建立統一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今年總算明確要并軌了，但何時并軌、如何并軌仍無路線圖、時間表。國外有現成的并軌經驗，國內多年兩會調查雙軌制被列為群眾第一不滿意的問題，居然兩個八年抗戰解決不了，是道理講不明白嗎？也是利益格局固化阻礙改革。現階段，不以壯士斷腕的雷霆手段調整利益格局，我擔心深化改革也就是寫在文件上的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