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做學問莫買櫝還珠》一文中寫道：“目前，學風浮躁、學術垃圾、學術造假等現象甚囂塵上，原因何在？我認為，學術評價體系的錯亂是一個重要原因。之所以要用‘錯亂’一詞來描述目前的學術評價體系，是因為它已經大大超出了正常，呈現病態。”（ 載《人民日報》 2013年4月16日）“錯亂”往往用來形容一個人神經錯亂，現在的學術評價差不多已經走到了神經錯亂、發瘋發狂的地步。那么，是誰在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瘋狂呢？筆者經過認真、長期、細致的觀察、調查、分析，發現主要是下面三股勢力、或稱三方面的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遺余力地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發瘋發狂。這三方面的利益集團就是學術評價機構、學術管理界、學術“掮客”。

學術評價機構在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發瘋發狂的行動中出力最大，得利最多。學術評價機構的得利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學術評價機構把自己在學術界的位置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正常情況下的學術評價是為學術發展提供參考、咨詢的作用，是處在學術研究活動過程中次要的、從屬的或附屬的位置；現在的學術評價則仿佛領導、主宰著整個學術界和整個學術研究活動過程。正常情況下的學術評價是為學術發展服務；現在則仿佛是學術研究為學術評價服務，迎合學術評價體系仿佛成為了學術研究的出發點和終極目標。其二是學術評價機構獲取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利益，不客氣地說就是拼命撈錢，或者說是發橫財。楊玉圣在《炮轟ＸＸ》中指出：“作為教育部委托ＸＸ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主持研制的有關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評價的參考體系……ＸＸ不能成為某些單位和某些主任等實權派人物斂財的工具：第一，這個ＸＸ是教育部投資（也就是花了納稅人的錢）幾千萬而研制的，從法理的角度說，乃不折不扣的‘國有資產’，而且據教育部社會科學司人士內部消息，教育部還每年劃撥30萬元人民幣（即又花了一份納稅人的錢）。第二，ＸＸ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動輒挾天子（教育部）以令諸侯（全國兩千余種人文社科期刊、八百余種以書代刊的連續性出版物即學術期刊），常常以研討的名義，召開兩三百位主編參加的研討會（據說每人收取一兩千元人民幣的所謂會議注冊費）。第三，根據ＸＸ官方網站，無論單位還是個人，若需查閱有關檢索數據，還不得不另外提供數百至數千的所謂咨詢費。現在，這種嚴重涉嫌權（學術評價權力）錢交易的名副其實的學術腐敗行為，為什么愈演愈烈？原因固多，但歸根結底，無非是如下兩個根本原因：第一，利益勾兌問題。第二，學術評價標準的異化問題。”（學術批評網2010年7月6日）筆者認為，楊玉圣的話值得引起我們警醒。

學術管理界在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發瘋發狂的行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學術評價機構其威力畸形膨脹、其作用惡性發揮，是由于得到了學術管理界的全力支持和慫恿。學術管理界之所以如此厚愛（準確地說是病態地厚愛）和支持學術評價及學術評價機構，也完全是利益驅動。這里的利益驅動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當今學術管理界擅長的是行政化管理，而現在學術評價界搞的充分量化、充分行政級別化的所謂學術評價最大可能地迎合（契合）了學術管理界圖簡單、圖省事的行政化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其二，當今學術管理界一門心思追求的是所謂的“政績”，對是否是真正的學術研究、是否是有意義的學術成果并不（甚至可以說絲毫也不）關心，而現在學術評價界搞的充分量化、充分行政級別化的所謂學術評價，正好給予了學術管理界羅列政績以最簡便的方法、并且在形式上仿佛是最有力的方法。我們看到，現在學者與學者之間的比較、高校與高校之間的比賽，都只看其“學術成果”的行政級別和所擁有的數量。筆者近年參加過多所高校的校慶典禮，所有校長在致辭中總結辦學成果時都是無一例外地羅列出多少個“省級”什么、多少個“部級”什么、多少個“國家級”什么（這種狀況很類似于“闊少”在一起比誰家里的寶物多），至于其實際（實質）內容誰也不去關心。

學術“掮客”，或稱學術“中間商”、或稱學術“倒爺”、 或稱學術“托兒”，這是“計劃學術”、“審批學術”、學術管理行政化時代所滋生的畸形物。學術“掮客”在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發瘋發狂的行動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某些高校派往北京（有的是常駐北京）跑研究項目的人員，實際上就是學術“掮客”，他們中有的人除了使用學校給的經費（包括一般開支和獎金）外，在幫某人跑到項目后還向項目獲得者收取提成（好處費）。近年來由于學術管理界越來越嚴重的、病態的“C刊”崇拜癥（這種病態的“C刊”崇拜癥其荒唐性、歇斯底里性堪比中國傳統的“戀足癖”），由此而滋生了為數不少的學術“掮客”。這方面的學術“掮客”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使用各種手段幫助把某些普通刊物“運作”成為“C刊”，從而從該刊物中獲得利益；另一部分人是利用自己的關系幫助需要到“C刊”發文章者到“C刊”發表文章，從中收取“好處費”。就目前的情況看，后一部分人的數量比前一部分人的數量和影響都要大得多，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小的“產業”（商業），個別的已經形成了“包寫作、包發表（“C刊”）”的“兩包”一條龍服務，筆者最近調查到的情況是，“包發表”的最高要價達到了每篇2.2萬元的天價，“兩包” 最高要價達到了每篇4萬元的天價。據那些“C刊”的學術“掮客”解釋說，上述的錢并非他們獨得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還要給“C刊”的編輯特別是主編。

寫到此處，筆者要問的是：上述這樣的活動還能叫“學術評價”嗎？由上述這種病態、瘋狂的“學術評價”催生、逼迫出來的東西還能叫“學術成果”嗎？因此，筆者在此再次鄭重提出：必須淡化、弱化學術評價，最好是暫停五到十年學術評價，以改良學術土壤、學術風氣，恢復學術的生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