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發揮現代功用，使調查研究真正成為搞論證、做決策、體民情、察民意的得力手段，必須和轉作風結合起來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習近平同志近日在湖北調研時指出，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

實事求是，是我們開展一切工作的思想指針。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當年，毛澤東回到湖南調查32天，實地考察湘潭、湘鄉等5縣情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力回應了對農民運動的詆毀和責難。在調研過程中，周恩來完全把自己融于群眾之中。在工廠、農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隊買飯，與農民同吃一鍋飯，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糧。正是憑著蹲點調研、解剖麻雀的真功夫，正是善于把握客觀情況變化、善于總結人民群眾實踐經驗，我們黨才得以戰勝一系列嚴峻挑戰，走出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功之路。

長期執政之后，黨面臨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印把子握在我們手里，久而久之，一些領導干部容易產生錯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仿佛決策權是與生俱來的，與群眾需求、客觀實際無干，既無需見微知著、通盤考慮，也無需聽群眾意見、與百姓商量。于是乎，決策時拍腦袋、表態時拍胸脯、出了事拍屁股，“三拍”干部不接地氣的異想天開，催生了貧困縣斥資60多億元建新城的“領導工程”，釀成了“西部汽車工業旗艦”3年僅造4輛車的難咽苦果。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調查研究也是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聯系群眾的重要手段。汽車時代、信息社會，信息渠道的方便快捷，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但也由此造就了一批“懸浮干部”。他們有的浮光掠影走馬觀花，基層調研只是走形式做樣子；有的為調研而調研，在對象選擇上就近避遠、就富避窮、就優避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形式主義的風氣一級傳染一級，讓一些調研變成了上下配合的“約研”，事先打好招呼、約好時間，甚至做好彩排，調研跟著腳本走；座談會變成了“座讀會”，與會者按流程讀一遍事先備好的講稿就算完事。這樣的調研，又怎么會有實際意義？

讓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發揮現代功用，使調查研究真正成為搞論證、做決策、體民情、察民意的得力手段，必須和轉作風結合起來。不但要有正確的態度，也要有正確的方式方法。

干部與基層群眾打交道，就像地里的麥穗，身子越低，分量就越重。扎實的調研態度要求各級干部踏踏實實沉下去，進得了群眾的屋，吃得了百姓的飯；能上百姓的炕頭聊天，也能下農民的地頭問苦。群眾感受不到官架子，才能打開話匣子，反映真實的情況。

“大躍進”時，彭德懷住進彭家圍子自己的舊居與群眾連夜談心。當有干部談到糧食畝產過千斤時，他立即同大家來到田邊，打著手電筒，蹲下身來，拔起一兜禾茬，數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稈、每個穗上有多少顆稻谷，細心計算每畝地的產量。有了這種深度“潛水”的態度和方法，自然會聽到心聲、了解到實情。

今天，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需要解決的問題十分繁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下大功夫總結和運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下大功夫把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下大功夫了解黨內外對改革開放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層和群眾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這一切，都離不開調查研究的基本功。

過去領導干部搞蹲點做調研，常常一蹲就是幾個月。今天我們獲取信息的效率提高了，但真正琢磨透一個問題的努力還不夠，下深功夫、真功夫的還不多。省部級領導干部到基層調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縣級領導干部不少于60天，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實踐的需要。改革攻堅，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領導干部們都真正“動”起來、“深”下去，交一批基層朋友，搞一批專題調研，何愁謀事求不到妙法，何愁成事取不到真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