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聰

政權變更被看作是中東變局的重頭戲，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里，埃及政權頻繁更迭，政壇狂濤洶涌，這是埃及共和國歷史進程中罕見的。其中，民選總統穆爾西政權的垮臺，更是值得人們的深思。此次埃及軍人逼迫穆爾西總統下臺，在一定程度上順應民眾企盼穩定、結束紛爭的訴求，同時，也折射出2年多來埃及局勢動蕩不堪、政治轉型陷入困境的事實。那么，埃及為何如此動蕩不寧?

首先，經濟結構弊端和民生問題一直困擾著現政權。“1·25革命”后，在最高軍事委員會統治下，雖更換了三屆總理，但經濟境況、民生問題仍未改觀，于是，軍人在民眾的責難聲中被迫返回軍營，政治權力過渡到民選總統穆爾西手中。作為穆斯林兄弟會的代表，穆爾西總統上臺之初，曾躊躇滿志，實施“百日計劃”，涉及安全、環境衛生、食品補貼、能源和交通五個方面。然而，一年來，埃及經濟發展仍未能擺脫困境，埃鎊大幅貶值，通貨膨脹飆升，財政赤字大增，外來投資不足，旅游業凋敝。正值酷暑盛夏之季，供電緊張，普通民眾處在煎熬之中;燃料短缺，加油車輛排長龍苦不堪言;小麥歉收，農戶損失巨大。因此，穆爾西接手的“爛攤子”依舊未有改觀。這一連串問題導致民生問題尖銳化，直接削弱了穆爾西的統治基礎。

其次，在國家發展定位和施政理念上，穆爾西作為民選總統存在著嚴重失誤。一方面，社會各階層在國家發展定位上缺乏共識，尤其是作為穆斯林兄弟會的代表穆爾西究竟是要將埃及建成伊斯蘭國家，還是世俗主義國家?這一問題從他上臺之初，就有著很深的疑慮和分歧。而穆爾西的“擴權”行動更加劇了這種猜疑：強制推行憲法公投，撤換總檢察長，將行政權凌駕于一切，干預了憲法法院的裁決。另一方面，排除異己，無論是協商議會，還是地方政權，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越來越大。更為重要的是，在穆爾西的政權架構中，青年作為整體被排斥在權力體系之外，其挫折感、失落感尤為明顯，并把穆兄會視為埃及革命果實的竊取者。而穆爾西的集權傾向和排除異己的行動，也加速了反對派的聯盟進程。

再次，社會分裂加劇，社會對抗白熱化，社會問題尖銳成為穆爾西時期最為突出的社會現象。埃及社會教俗(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派、自由派)之間、族群(穆斯林與科普特人)之間以及穆兄會與薩拉菲派之間都出現了尖銳對立，導致多重矛盾激化并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每逢星期五穆斯林聚禮日的——周期性街頭反抗模式，導致埃及社會處于嚴重撕裂狀態。與此同時，埃及犯罪率扶搖直上，謀殺率、搶劫案件頻發，尤其是針對女性的性騷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這一切表明，埃及社會不僅缺乏安全感，而且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空前下降，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危機。

中東變局以來突出現象是伊斯蘭力量在政治上的強勢崛起，成為主導政治轉型的關鍵性因素。然而，此次埃及軍人的干預行動，其方式和結果不僅使伊斯蘭力量遭受重創，也對未來政治轉型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轉型期埃及的發展邏輯表明，如果不能帶領埃及走出困境，就只能在民眾的反對聲中下臺。由于埃及結構性問題積重難返，短期內難有改觀。因此，埃及新的領導人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如何實現穩定和全國和解乃當務之急，超越黨派利益、平衡各方訴求，埃及需要有治理社會和經濟的非凡之才，需要有政治膽略和包容胸懷的領袖。當前，穆斯林兄弟會的反抗尤為激烈，埃及處在內戰邊緣，這意味著埃及社會的對抗和動蕩將是長期性的，因此，埃及的轉型進程將很漫長，充滿著懸念。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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