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現代史上，“老大”、“老二”之間的爭斗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層面，爭斗的性質是你死我活的，很難調和。中國崛起的歷史背景與過去德國、日本、蘇聯崛起的歷史經驗相比，有著質的區別;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格與其他崛起國相比，也有獨特之處。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利益不再是“零和”博弈。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與美國的關系并不一定會陷進“崛起國與霸權國必然沖突”的歷史怪圈。中美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不但具有緊迫性，也具有可行性。
關鍵詞：新型大國關系 國家利益 國際格局 現實性
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正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國家利益遍及全球。兩國政界、學界異常關注兩個國家究竟將如何處理彼此關系。
習近平主席、奧巴馬總統在此前的中美元首莊園會晤中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景作出了積極表態，這是此次會晤的一個亮點，體現出習近平強調的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緊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至少表明中美兩國關系又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局面。倘若今后北京和華府能夠求同存異，冷靜地處理雙邊及多邊事務，兩國可能合乎理性地步入“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境況。
峰會開啟新的歷史起點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穩坐世界龍頭老大的寶座。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綜合國力迅速上升，直逼老大的地位，相當惹人注目。在西方戰略家心目中，未來中國必然會呈現挑戰美國老大地位的發展態勢。2010年2月，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時指出，“我不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這番話勾勒出美國決不愿意輕易讓位的立場，美國決不做老二，亦即決不讓中國做老大之意。
近年來，中美關系風波迭起、跌宕起伏，其源蓋出于關于“老大、老二”之爭的歷史魔咒的慣性作用。在多數情況下，美國表現出靈活性，中國則擺出妥協的姿態，兩國關系大體上還在合作的軌道上踉蹌前行。事態發展的趨勢顯示，無論彼此競爭如何激烈，合作總還是兩國關系的基調，這就為今后中美關系的正確定位提供了可能性。習近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對美訪問的。
2013年6月7日下午和6月8日上午，習近平同奧巴馬在加州度假莊園舉行了中美元首會晤，另有一場晚宴，兩人還一起散步。兩人共處時間超過了8小時，超過了原計劃的6小時。可見，習、奧之間已經建立了比較友好的個人關系。當代國際關系的經驗顯示，兩個大國最高領袖之間的私人關系，對于雙方在危機處理的階段能否作出理性的決策至關重要。習、奧兩人在峰會期間是否能碰撞出思想、友情的火花，關系是否融洽，將在某種程度上對今后中美關系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對北京而言，面對的是未來3年多美國的最高領袖;對華府說來，尤其是如此，因為面對的畢竟是未來10年內中國的最高領袖。
在會晤中，中美兩國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將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概括為：一是不沖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這是雙方從未來世界風云和中美關系走向著眼而達成的重要共識。雙方強調改善和發展兩國軍方關系的重要性，中方將應邀參加2014年環太平洋軍演。習近平還向奧巴馬表明了中國在釣魚島、南海、臺灣、網絡安全和朝核諸項問題上的立場。
與以往不同，這次峰會顯示，美國已經開始接受中國是一個地位對等的新型大國。估計今后在重大問題上，美國在作出最后決定前將與中國磋商。假若筆者預估不錯，這無疑是習近平出手不凡的首輪外交的亮點。在短期內，“習奧會”不致于產生顯著的效果。然而，“習奧會”的長期意義非常重大，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危機的關鍵時刻。
美軍劍鋒指向亞太
“知易行難”。盡管兩國政府都有努力推動合作的良好愿望，但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不免還將經歷波折。例如，雙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仍然是合作的主要障礙。兩國國內都存在近乎剛性的“政治正確”框框，一旦觸線，雙邊關系可能立即由合作轉入對抗。此外，中美兩國關系在互動過程中，還會囿于本國大戰略的框架以及本國同盟國的多年既定關系。有鑒于此，中美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努力，也許還會面臨反復、甚至是嚴重的挑戰。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2013年6月1日在第12屆香格里拉對話中發表主題講話時強調，美國將繼續落實去年宣布的亞太戰略，美國空軍將在亞洲保持60%的海外軍機和飛行員的比例，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將在亞洲發揮先前的作用。哈格爾暗示，將在亞洲優先部署包括定向能激光武器在內的最先進武器系統。
哈格爾是在帕內塔宣布的往亞太地區增加海軍力量的基礎上作此宣示的(美國前國防部長帕內塔去年在香格里拉會議上宣布，至2020年美國將在亞太地區部署60%的海軍力量，包括增派8艘軍艦到亞太地區)。至此，美國業已明白無誤地宣示，海、陸、空三個軍種都將在亞太地區增兵。哈格爾指出，“美國同中國建立積極的、建設性的關系，是在亞洲執行‘再平衡’政策的重要一環”;“美國和中國確有分歧，重要的是以持續、互相尊重的對話為基礎，解決這些分歧”。他強調，解決亞太地區安全問題將有賴于美、中兩國更密切的合作。
正如老羅斯福總統曾經援引的一句非洲諺語：“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著急。”當前，美國為防范亞太地區出現戰亂而采取的措施是堅強有力的，同對方接觸時所說的語言則是溫和、理性的。值此中國崛起的關鍵節點，以美、歐、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外部世界正在加強針對中國的擠壓行動，而針對中國的軍事力量首先在西太平洋集結出現，構成來自外部世界的主要軍事壓力。這說明，中央軍委不久前確定東南沿海及西太平洋是中國主要的戰略方向不是空穴來風。估計今后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擠壓行動還會加劇，對北京說來，情況實在不容樂觀。
新型大國關系緊迫而且可行
許多西方官員、學者依據一戰、二戰前以及冷戰期間大國相處關系的歷史經驗，經過系統的研究以后認為，世界資源有限，崛起國只有通過一場體系爭戰，才能取代霸權國而主導世界秩序，進而得出霸權國與崛起國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沖突遲早不可避免的結論。因此，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憂心忡忡，正在作兩手準備，說到底，無非是接觸與遏制并舉，防堵(乃至對抗)與合作共存。
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美兩國需要增進戰略互信，推進務實合作，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但是中國學者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論基礎及現實性的系統研究，迄今付諸闕如。如果僅憑“相互尊重、互利共贏”這八字真經，嘗試以抽象的語言取信于注重務實的西方國家的領袖，則顯然是低估了西方戰略家的政治智慧了。
無論是中國史，還是世界史上，假若一個政權或者一個國家坐穩了“老二”的席位，又朝著“老大”的地位急起直追，即使“老大”、“老二”同屬一個陣營，因為涉及切身利益的再分配，又牽涉到“尊嚴”和“既得權力”，最終雙方高層不容退讓，“實逼處此”，恐怕一場你死我活的爭斗在所難免。一部世界現代史或者一部冷戰史，無非揭示一個客觀事實：小則在一個地理區域，大則在全球范圍，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層面的斗爭，主要都是環繞著“老大”、“老二”之間結構性的矛盾不惜代價地反復展開。結果很難善了，無非成王敗寇，以一方被徹底擊垮而告終。于是，西方戰略家比較傾向于相信霸權國與崛起國(亦即“老大”與“老二”)必然沖突的論斷。目前，這一論斷在學界、政界已經形成了氣候，似乎頗難挽狂瀾于既倒。
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如今“老大”、“老二”之間關系包含的各種主客觀因素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中國在民族性格上也與以往崛起國(如德國、日本、蘇聯)有著巨大的區別。探討當代中美關系的底蘊以及未來走向，不能誤入上世紀“老大、老二”之間關系的歷史怪圈。隨著經濟、軍事、外交、科技、內政諸因素的變化，無論華府還是北京，都不應該再套用舊理論或者冷戰理念來闡釋中美關系了。所謂“老大、老二”之間的關系，既是歷史魔咒，也是宿命論斷，當前已經到了采取新辦法解決老問題的時候了。尤其是在核時代，這個宿命論斷不應該影響甚至左右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美關系未來走向不應該也不至于朝著全面而持久爭端的方向繼續演變下去。
令人頗為不解的是，為何迄今中國政府仍未組織國際關系學者對于這個具有緊迫性的課題進行系統的研究呢?作為理性的判斷，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與美國的關系并不一定會陷進“崛起國與霸權國必然沖突”的歷史怪圈。但是，如今美中關系猶如逆水行舟。中美共同構建新型的大國關系，不但具有緊迫性，也具有可行性。對此，必須予以全面、深入的考慮，才能得出具有說服力的答案。
中美互補型經濟互相依存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盡管工業發展滯后，卻擁有遼闊的殖民地，世稱“日不落帝國”，影響力遍及全球，綜合國力仍居世界首位。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德國經濟、科技發展迅猛，短期內崛起于歐洲，自然希望獲得與其新興國力相適應的國際政治地位。19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產值占世界工業產值的25%。20世紀初，德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卻是英國的兩倍。至1913年，英國工業產值占世界工業產值的份額下降到10%，德國的份額卻劇增為15%。論重工業，德國一戰以前就超過了英國。而且，英德兩國都是工業強國，產業結構相似，兩國經濟的競爭性遠大于互補性和依存性。德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強國，表現出不甘于現狀的急躁、盲動情緒：將英國視為主要敵手，急于在全球獲得更多的殖民地與原料產地，并為之蠢蠢欲動。
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全球經濟局面。上世紀20年代末，經濟大蕭條下的歐美各國經濟久久欲振乏力。1933年，希特勒上臺以后，采取擴軍備戰的政策，德國從經濟大蕭條中復蘇比較快，加上納粹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對“生存空間”的無限追求，對羅馬尼亞、波蘭等東歐國家石油、糧食等資源的急迫需求，以及對打破一戰產物凡爾賽體系強烈要求，戰爭的烏云籠罩著歐洲大地。日本在被美國切斷戰略物資供應后，出于對石油、橡膠、鐵礦石等戰略物資的緊迫需要，則寄希望于從東南亞國家取得這些戰略物資，加上其對于“海上運輸生命線”的執著，最終導致日本大本營(直屬于天皇的日本陸海軍最高統帥機關，以大本營命令的形式發布天皇敕令)作出了對歐美國家開戰的決定。
冷戰期間，與英德沖突和日美沖突不同，美蘇兩霸之間的對峙主要是兩大陣營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嚴重對立的產物。美蘇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尖銳對立，逐漸發展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最后演變成為兩個政治陣營、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殊死較量，華約國家被意識形態的“鐵幕”隔絕于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之外。實際上，當年北約國家和華約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雙方經濟的互補性大于競爭性，如果兩大陣營同處于一個市場經濟體系之內，彼此矛盾尚不至于不可調和。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利益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復雜的互相依賴的關系。中美兩國的關系與歷史上“老大、老二”之間的沖突機制截然不同。全球化浪潮是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時代背景。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兩國經濟上的互相依存使彼此的國家利益變得無法徹底剝離。中美兩國屬于同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同1978年相比，中美貿易額增長了300多倍，中美經貿關系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雙邊經貿關系之一。中美兩國經貿、人員交流異常頻繁，兩國每天商品和服務數額達到10多億美元，每年有300多萬人次穿梭太平洋往返于兩國之間。近10年來，中國始終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彼此經濟的高依存度給兩國創造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多年來，中國一直是美國主要債權國之一，中國承購的巨額美國債券支撐了美國對資金的需求，亦即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美國政治、軍事機器的有效運轉。中美兩國存在著高度依存的經濟利益，別說全面開戰，哪怕是長期在軍事上對峙，都是兩國“不可承受之重”。這就決定了兩國在對待是否公開敵對的問題上，必然慎之又慎。若非萬不得已，不致于走此下策，此其一。
聯合國生機勃勃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總統威爾遜認為，國際聯盟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方法，并提出了“集體安全”的概念。在這個構想中，國家自愿放棄一部分主權給國聯，以換取集體安全和國際法的保障。于是，國聯成立。然而，美國參議院拒絕批準《國際聯盟盟約》，從此最強大的美國實行了孤立主義，自外于國聯，致使國聯從一開始就軟弱無力。歐洲外交家始終僅著眼于傳統的均勢政策，而忽視了國聯所揭示的集體安全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昭示了國聯的失敗。
1945年6月，來自50個國家的代表在舊金山簽訂了《聯合國憲章》。為了避免重蹈國聯的覆轍，安理會的組織形式昭告于世：五大常任理事國均擁有否決權。這就將集體安全概念與傳統均勢思想結合起來，成為至今聯合國仍保持勃勃生機的主要原因。聯合國遵循富有創意的“預防性外交”，采取維和行動，在協調大國行動以及平息地區性沖突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高度重視聯合國的作用，并將其作為宣示外交政策、增加國際話語權、體現大國地位與訴求、實現自身利益的重要平臺。中國不但從未挑戰這一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而且積極參加聯合國各分支機構的活動，不斷增加本國在聯合國維和費用中攤款的比例和派遣維和部隊的數量，這些都充分彰顯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上世紀以來，國際關系的重大進展是國際組織的制度化和完善化。在當今信息時代，世界變成了“地球村”，聯合國比當年國聯更有生命力，其在調停和處理國際危機中起到的有益作用遠非當年國聯所能比擬。一旦“老大、老二”在日后爆發沖突，這個現成的國際平臺足以發揮斡旋、調停的作用，此其二。
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傳統
一般認為，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新興國家總會試圖調整乃至改變國際體系運行的規則，擴大勢力范圍，訴諸領土或領海的擴張。英國作為海洋霸主，工商業和軍事打擊力量之強大，足以睥睨全球。19世紀后期，普魯士統一了德國，打破了1814年維也納會議建立起來的歐洲均勢，德國海軍的壯大昭示著將有又一次的海上擴張，對英國海洋霸主的地位構成了直接的威脅。面對著德國勢力的擴張和挑戰，英國無法與德國達成妥協，就此拉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日本是對領土擴張有著巨大野心的另一個強國。上世紀30年代，在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下，軍部獲得了對日本政府的控制權，帝國擴張政策獲得了國內各階層廣泛的支持。面對國土狹小、原料緊缺的現狀，日本民族有著深切的憂慮，期待著建立一個地區霸權，即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以推動日本綜合國力的急劇擴展。
日本軍部兵鋒所指，首先是向中國擴張，得手后又趁法國在歐洲被希特勒德國打敗，奪取了法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殖民地，美國從而得出日本軍力必然在亞太地區南下的結論。隨著美日關系日益緊張，1941年日本海軍航空兵襲擊珍珠港，并向南攻占歐洲列強在東南亞的多處殖民地。美國參戰以后，日本擴張主義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接下來，向國外急劇擴充勢力的例子是蘇聯。蘇聯繼承了沙皇俄國的“衣缽”，實施擴張性的外交政策。二戰即將結束時，蘇聯就露出對外擴張的本性：對東歐諸國實施嚴格無情的控制;占領了波蘭的部分領土，又將德國東部的部分領土劃給了波蘭;試圖將朝鮮變成衛星國;嘗試在伊朗北部開拓勢力范圍;等等。喬治·凱南在其“長電報”中解釋了蘇聯的擴張行為的根源，令美國決策者更加堅信蘇聯不可能停止擴張主義。蘇聯接連對外擴張的行為，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警覺，揭開了冷戰的序幕，西方國家對蘇聯的圍堵態勢自始至終貫穿了冷戰時代。隨后，蘇聯又把擴張主義延伸到中國。自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前半期，蘇聯在北方陳兵百萬，對中國構成了巨大的軍事威脅，此即毛澤東認定“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緣故。正是此情此景，催生了美、中、蘇大三角的國際格局。西方國家和中國對蘇聯長期實行的遏制政策，是蘇聯一朝崩潰的外部因素。
中國國情則不同于以上三個崛起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內斂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國半封閉的地理特征、漢族內聚趨勢和中華文明的內向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政府都派出官員出使外國，最有名的壯舉有漢朝的張騫開辟絲綢之路、明朝的鄭和下西洋等。然而，即使在強盛時期，中國歷代帝王始終沒有利用陸上交通和航海業的優勢，致力于開辟新領土和推行擴張主義。原因在于，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強有力的商業市場需求去推動對外擴張，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溝通往往著眼于內政的需要。例如，鄭和下西洋就有為明成祖尋覓建文帝以絕后患的用意;及至清朝建政之初，清廷更是出于杜絕鄭成功自臺灣出發反攻大陸的宗旨，要求“片板不許入海”，禁止中國內地商人同海外開展任何貿易;鴉片戰爭之后，清廷奉行閉關政策，其實當年的用意同清朝建政之初的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歷代帝王向來缺乏海洋意識，目光僅關注于中土，從來沒有在海上與別國爭霸的意念，沒有對外擴張的傳統，這與世界霸權國家素來重視海權的傳統是格格不入的。概言之，內向型的中華文明基本上決定了中國的崛起與德國、日本和蘇聯截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特別是冷戰時代告終以后，盡管領土爭端依舊存在，但是強國推行大規模的領土擴張已經不再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中國固然同周邊國家還存在著領土爭端，可是某一方以直接運用武力的方式解決領土爭端，已經不再如以往那樣被視作理所當然。從中國內政來看，也是如此。中國民眾一貫務實，講究實效而不圖虛名，他們也不會容許中國政府仿效西方霸權國家虛耗海內以求一時風光的先例，憑恃武力稱霸東亞乃至全球。縱觀歷史今日，客觀的學者都不可能得出“中國可能成為擴張主義強國”的結論。既然中國不可能成為擴張主義強國，就不會發生中國恃強同美國爭一日之雄長以致兩國長期陷入無情爭斗的局面，此其三。
核武器抑制大戰爆發
核武器自問世以來，就成為制約大戰爆發的重要因素。在核武器國家之間從來就沒有爆發過戰爭，甚至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邊界沖突。大多數國際政治分析家都認為，核武器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武器，其特大型殺傷力超越了人類有史以來所有的武器。這一極其特殊的武器改變了戰爭的性質。可以說，正是由于核武器抑制戰爭升級的作用，在冷戰時代，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始終沒有升級成為熱戰。
核武器巨大的毀滅能力是任何一個國家無法承受之重。1945年，美國在廣島投下的那顆原子彈只相當于15000噸高爆炸藥，而今天遠程導彈足可攜帶威力百倍于廣島原子彈的核彈頭。以遠程導彈作為核彈頭的運載工具，一個核大國僅需要30分鐘即可發動一場洲際核戰爭。核武器驚人的毀滅能力極大地提高了戰爭的代價，也提高了核戰爭的門檻。這意味著，在核時代，一個核大國以軍事手段追逐政治、經濟目標，后果可能適得其反。說到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核武器成為終極武器，是核大國手上的政治武器，而不是用得上的軍事手段。核武器面世以來，改變了國家的行為模式和大國相處的規則，甚至波及國際關系的各個角落。
首先，核大國之間的沖突往往表現為“危機”的形式，而不是以“戰爭”的形式體現出來。二戰結束以來，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發生過直接對抗，包括三次柏林危機(1948年、1958年和1961年)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等。在危機期間，美蘇兩國都小心謹慎，都給對方臺階可下，以避免任何可能觸發戰爭的意外事件。
其次，核武器迫使超級大國在事實上奉行謹慎規則。在整個冷戰期間，美蘇兩國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迎頭相撞。為了避免迎頭相撞的慘烈后果，代理人戰爭或者稱為邊緣戰爭應運而生。嚴格說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蘇聯入侵期間在阿富汗發生的戰爭，均屬于這類間接的戰爭。這就意味著即使兩個核大國之間的碰撞，以武裝沖突表現出來，也是間接的、有限的，不會無所不用其極，以避免觸及核武器這一終極的軍事手段。
第三，自從美國在廣島投擲第一顆原子彈以來，尤其是在西方學術界，核武器被認為是不道德的。這種觀念于今為烈，大多數人把核武器視為不可使用的武器，充其量只能作為最后手段。核武器問世以來，核大國之間逐漸形成一項共識：必須明確區分常規武器與核武器;只有在發生總體戰的極端情況下，才能把核武器用于軍事目的。
至此，不難得出一項結論，“事實上奉行謹慎規則”這一條也適用于美中關系。無論如何，美中兩國都會盡量避免在重大領域發生直接的、重大的沖突。這就意味著，即使今后美中兩國之間發生大的風波，華府和北京仍然會發現周邊存在或許可以信手拈來的轉圜機會，此其四。
中國受益于現存國際格局
一戰爆發前，位居老二的德國對龍頭老大英國積怨已深，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劃分勢力范圍;二戰爆發前，德國對現狀不滿，舉國對《凡爾賽條約》有憤懣之感，要求通過戰爭打破當時的國際格局。中國之所以崛起，從外部因素觀之，乃拜現行國際格局所賜。總的來看，中國對現狀是滿意的，在主觀上根本沒有要打破現行國際格局的訴求。
一戰爆發前，德皇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國綜合國力快速增強，經濟充滿活力。然而，近代西方殖民體系基本定型，對殖民地的瓜分已經完畢。德國作為后起大國，與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相比，生存空間有限，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因而對當時的國際格局非常不滿，與英國的沖突不可避免。
一戰結束以后，戰勝國與德國簽訂了《凡爾賽條約》。該條約對德國過于嚴苛，在德國國內激起了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按照條約，德國要割讓1/8的土地，支付巨額戰爭賠款，陸軍人數被限定為10萬人，還被迫放棄海外殖民地。上世紀20年代末，經濟大蕭條席卷全球，德國工業生產萎縮、債務劇增、人民購買力急劇下降，德國民眾對當時的國際格局的不滿與怨恨與日俱增，恰為趁勢崛起的納粹黨徒所利用，于是絕大部分民眾改變立場，轉而擁護希特勒，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冷戰后建立的國際格局，則是不同于以往的一種新的國際格局：第一，在國際格局的原則和規則上，各國業已達成一致意見;第二，原則和規則確立了對權力的限制;第三，原則和規則不易變更。現行國際格局是由主權國家、自由市場、國際制度、集體安全等一系列實體和概念組成的，雖然反映了霸權國的利益，卻對霸權國也有所約束，而最終未必有害于其他國家。中國在現行國際格局中受益頗豐：
第一，現行國際格局是一種相對自由開放的國際格局，只要參與國長袖善舞，都能夠從世界自由市場中獲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從世界自由市場中獲得了快速發展所需的巨額投資、原料、技術和管理經驗。
第二，中國崛起有賴于世界秩序的穩定，而美國作為現行格局的領導者，為現行格局的穩定提供了公共產品。中國崛起迫切需要和平的外部環境，這是中國幾代領導人所持有的核心概念。盡管局部沖突時有發生，可是現行國際格局仍然是穩定的、和平的，這對中國來說是極其有利的。
第三，中國經濟和戰略資源對外依存度特別高。中國每年要從國外輸入十幾億噸鐵礦砂、石油、煤和農產品，向國外輸出、輸入數量龐大的工農業產品，而絕大多數都要經由國際海運進行。繁忙的進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國內政治穩定至關重要。目前，國際海上通道正是仰賴美國海、空軍保護，大進大出的經濟格局方得以維持。一名美國高官告稱，美國花費了天文數字的軍費，在亞太和中東地區維持了海上運輸安全，可是在海上通道上只看到穿梭往來于中國的貨輪，海運安全同美國經濟利益并沒有多大的關系。概言之，美國做了賠本的買賣。他指出，中國是以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搭乘了現行國際格局的順風車。
第四，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仰賴于現行國際格局。當前，中國1/5的耕地已經遭到重金屬污染，土地沙漠化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灌溉井無水可用，每年糧食減產1000多萬噸。除了大豆、食用油和食用糖以外，小麥、玉米也已經供應不足，開始大量進口，糧食供求趨緊，糧食生產與消耗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糧食自給率已經跌破9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今年 1月29日在“中國縣域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近年來中國谷物進口激增，2012年進口谷物7700多萬噸。如果按一個人一年吃800斤糧食計算，2012年進口糧食相當于養活了1.9億中國人。中國主要從美國、加拿大進口糧食。美國及其盟國養活了2～3億中國人(當然，西方國家民眾的日常生活也部分仰賴于中國提供的工業用品)。
此外，在安全領域，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在國際重大決策中擁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在經濟領域，中國坐享世界貿易組織多年來致力于降低貿易壁壘的成果，并從世界銀行集團(包括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等五個成員組織)獲得了為數巨大的貸款;在民生領域，中國從世界衛生組織獲得預防和管理跨境傳染病的經驗。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在開放的世界自由市場、穩定的國際格局和二戰以來創立的各項國際制度中獲益無窮。基于此，中國決無理由去挑戰乃至顛覆現行國際格局，因而與“龍頭老大”美國的矛盾不至于急劇惡化，此其五。
中國無意加入盟國集團
一戰以來，全球主要大國屢次組成了彼此尖銳對立的兩大集團，國際關系空前緊張，以致兩次觸發了世界大戰。一戰前，以英、法、沙俄這三個國家為主組成了協約國，德、奧、意三國則組成了同盟國，與之抗衡;二戰的參與方則大同小異，是以德、意、日三國為一方的軸心國同以英、法、美、蘇、中為另一方的盟國之間的戰爭;在冷戰時代，美國、蘇聯則策動組成了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彼此緊張對峙，而在漫長的年代中，代理人戰爭毋遠勿屆。
如西方學者所言，盟國集團的“固定化”是一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其邏輯是：即使一個國家在一場戰爭中遭到慘敗，或者資源不足，難以繼續作戰，也會因為期望盟國給予援助而受到鼓舞，而繼續進行戰爭。1904年，英國迫于德國國力骎骎日上，拋棄了半孤立政策，同法國結盟。1907年，英法同盟又擴展到沙俄，形成“三國協約”;德國見勢不妙，也加強了與奧匈帝國的關系。于是列強都僵硬地把自己與兩極中的一極綁在一起，喪失了外交的靈活性。任何一起突發事件都可能引起一場大戰。
無獨有偶的是，在二戰爆發前，新的同盟體系又告成形。首先柏林—羅馬形成軸心，接著德國、日本為了打破凡爾賽體系以及重新瓜分世界，在1930年代中期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意大利接踵加入，“柏林—東京—羅馬”軸心國終告形成。英、法兩國與之矛盾無法調和，只能刀兵相見，最終中、蘇、美也加入戰爭。
二戰結束以后，蘇聯決意加強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勢力外伸，美國則經由馬歇爾計劃將西歐納入勢力范圍內，于是，北約、華約相繼破土而出。兩大陣營受到多種因素的推動，形成不容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兩大陣營為了爭奪“中間地帶”，代理人戰爭不絕于縷。
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歷史揭示，同盟體系的固化是一場大戰爆發的重要原因。迄今美國的盟國遍及全球，一系列盟約足以保證美國與其盟國在戰時的同盟關系。中國則反其道而行之，無意使用武力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堅定不移地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未與任何國家締結與美國對抗的盟約。當前中國受到外部世界的擠壓，仍然無意改變既定的外交戰略，既不當頭，也不參加任何國家集團。因此，中國同美國的矛盾既不是不可調和的，也不至于急劇惡化，此其六。
中國戰略資源對外依存度高
中國是外向型的經濟結構，戰略資源對外依存度特別高。戰略資源是指攸關國家工業命脈的礦產資源，如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中國是全球第三大礦業國，人均資源卻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8%。2010年，在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中國只有1/3的國產資源足以保證供應。根據2012年海關數據，中國進口鐵礦砂及其精礦7.4355億噸(優質精礦砂幾乎全部購自澳洲和巴西)，進口原油2.7102億噸，進口煤1.9億噸。
當年美國崛起過程中，鐵礦砂、石油這兩項戰略原料的對外依存度可以忽略不計，而蘇聯只有輸出沒有輸入(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雖然蘇聯從國外大批進口工業、技術設備，戰略原料卻不仰人鼻息);至于農產品，這兩國只有輸出或者很少輸入。如果一個大國處在由懷有敵意的大國聯盟主導世界政治格局的情勢下，則這個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能過分依賴海外戰略資源和口糧的供應。當前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處處受制于外。
目前國際上有16條戰略性的海峽和水道，美國海軍、空軍擁有在危機階段或者戰時全部予以控制的能力。美軍控制了這些海洋通道，就等于控制了全球戰略資源，有能力剝奪敵國持續獲得全球戰略資源的能力。這樣，美國在與敵國進行的一場持久戰中，就能夠獨自利用全球戰略資源。敵國同美國交戰，等于是在同全世界的資源交戰，焉能取勝?
一旦美國及其盟國與中國處于敵對狀態，實行局部或者全面封鎖，大進大出的經濟格局崩潰，外患促成內憂，難免會觸發沉潛已久的國內矛盾，國內矛盾急劇凸顯，這是中國不可承受之重。中國真正崛起的過程勢必要在已經擁有更強大的海、空軍的前提下完成。此前，無從奢談崛起。正是在國際海上通道仰賴美國海、空軍保護，中國大進大出的經濟格局方才得以維持。今日中國既沒有與美國敵對的能力，也根本無此意愿，以免破壞既定的經濟格局。基于此，中國決不會挑戰美國主導下的現行國際格局，中美矛盾自不至于急劇惡化，此其七。
中國內政積弊急需解決
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負面的社會因素累積也相當多，民眾“仇官”、“仇富”情緒強烈。“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目前中國內政積弊深重，聊舉數例如下：
第一，中國內地群體性抗爭浪潮層出不窮，動輒大批民眾參與其中，盡管多數人只是抱著幸災樂禍的立場，靜觀其變而已。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國內矛盾可能會聚焦，是群體性抗爭事件的高發期。
第二，中國社會階層日趨固化。下層民眾無法憑借自身努力以改變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中國名牌大學招收農村學子的比例近年來的急劇下降就是一個例子。下層民眾中的佼佼者無緣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身地位，則其中企圖心強烈者必然把現政權當作對頭乃至仇讎，把現政權當作泄憤甚至斗爭的對象。對他們個人說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這種情緒是不可理喻的。
第三，中國弱勢群體覺得，越是深化改革，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越是邊緣化。民眾在政治領域發出呼聲者，大體上分為左右兩派。在當前政府公信力嚴重下降的背景下，左右兩派意見捍格不入，形同水火，起著渙散民族凝聚力的負面作用。此外，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水、空氣和食品安全都出現了問題。蘇丹紅、三聚氰胺、瘦肉精、染色饅頭、塑化劑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食品安全成為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這些問題與民生密切相關，一環扣一環，成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徹底整治曠日持久。
第四，極端和恐怖勢力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尤其是在大西北，近年宗教極端勢力、恐怖勢力又利用民族矛盾而謀取政治利益，出現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局面，死結無解。又有甚者，民族分離主義組織還同境外宗教極端勢力、恐怖勢力互相勾連，源源不斷地獲得精神鼓勵和物質資助。目前宗教極端勢力正蓄勢待發，一旦外國政治勢力介入，彼輩即蠢蠢欲動。中國國內族群矛盾之尖銳，各大國中不多見。
對中國政府而言，和平的國際環境是解決內政問題的有利的外部環境。如何在戰略機遇期內確保和平的國際環境，得以不受干擾地、從容地處理好內政問題，是關乎中華民族復興之夢的前提;而中國不與美國直接發生沖突，又是確保和平的國際環境的前提。據此，今后相當長的期間內，北京將傾注全力于內政修為，不暇外鶩，主觀上也欠缺同美國決裂的要求。既然如此，中美矛盾自不至于出于中方原因而急劇惡化，此其八。
結論
在世界現代史上，“老大”、“老二”之間的爭斗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層面，爭斗的性質是你死我活的，很難調和。然而，“物換星移幾度秋，花明柳暗又一春”。如今畢竟時代不同了，不能再以舊觀念或者冷戰理念來論斷美中關系的未來發展趨勢。在信息時代，在地球村的一隅之地發生了重大事件，必然漣漪波及遠方，對其他國家也產生嚴重的影響。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
一如前述，中國崛起的歷史背景與過去德國、日本、蘇聯崛起的歷史經驗相比，有著質的區別，可謂截然不同。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格與其他崛起國相比，也有獨特之處。因此，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與美國的關系并不一定會陷進“崛起國與霸權國必然沖突”的歷史怪圈。誠然，要打破這一歷史魔咒，還需要兩國決策層具有大智慧，先決條件是中國領導人需要具有大智慧。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Stereotype of Hegemonic Struggle Now
--Eight Strong Reasons for Establishing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Xue litai Feng Zheng
Abstract: In the world modern histor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most powerful nations tends to involve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y, culture, ideology and other aspects. Such competition amounts to a war of survival in nature and is thu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a's rise and that of the rise of Germany,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Compared to these countries,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in history is also uniqu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China,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necessarily repeat the history that "a rising nation would inevitably conflict with the existing hegemon". It is both urgent and practical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build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together.
Keyword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national interests, practicality
【作者簡介】
薛理泰，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桂林電子科技大學軟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研究方向：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亞太安全。
主要著作：《中國核彈工程》、《中國海基核打擊力量》、《中蘇聯盟及朝鮮戰爭之起源》等。
馮崢，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
